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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第一部分《童年》由十一节组成，写梅内希尔多的童年时代，展示了黑人文化对主人公的最初影响：
刚满3岁，梅内希尔多被爬进厨房的“硬足蟹”（蜥蜴）咬了一口。
照料了四代人的家庭医生老贝鲁阿赶紧在茅屋里撒一把贝壳，然后用亲
手调制的粘乎乎、臭熏熏的药膏在他肚皮上胡乱涂抹一番，末了坐在孩
子的床头上向着“公正的法官”（神主）喃喃祷告：“……前面有一群
狮子，后面有一群狮子；前面的是雄狮，后面的是母狮……噢，……有
眼睛，看不见我；有爪子，抓不到我；有牙齿，吃不动我……噢，噢
第二部分是主人公的少年时代，写他如何从一个少不更事的“族外人”变成一个笃信宗教的“族内人”。第三部分叙述他为了部族的利益，不惜以身试法。结果当然不妙：他不但身陷囹圄，受尽折磨，而且最终死于非命。与此同时，黑人无视当局的规定，在化装成魔鬼、秃子、摩尔人和光屁股荡妇的“先行者”的引导下，敲响了鲁古米、贡戈和阿拉拉，跳起了贡比亚和长蛇舞……”
妈咪，妈咪，也也也；
蛇要吃我，蛇要吃我。妈咪，妈咪，也也也；
蛇要吃我，蛇要吃我……
快跑，快跑，这是我们的自由。
……
在《一个巴罗克作家的简单忏侮》（1964）中，卡彭铁尔对《埃古·扬巴·奥》一书的创作思想进行了概括，他说：“当时我和我的同辈“发现’了古巴文化的重要根脉：黑人……于是我写了这部小说，它的人物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坦白地说，我生长在古巴农村，从小和黑人农民在一起。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赖以生存的宗教仪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参加过无数次宗教仪式。它们后来成了小说的 ‘素材’……我发现作品中最深刻、最真实、最具世界意义的，都不是我从书本里学来的，也不是我在以后二十年潜心研究中得出的。譬如黑人的泛灵论、黑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以及我孩时以惊人的模仿力学会的黑人祭司的种种程式化表演。从此往后，我愈来愈怀疑当时流行的那些东西会是真正的美洲文学。”“Unevisionlocaleetruralisted’unpaysnesingnifierien。。。”意思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局部的和地区主义的观点并不能说明什么。
1949年对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至关重要。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和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的《三十人及其影子》的同时出版，标志着魔幻现实主义 （虽然当时还不用这个名称）已鸣锣开张。
《这个世界的王国》由四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写海地黑人蒂·诺埃尔的内心世界，动因之一是十八世纪末黑人领袖马康达尔发动的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蒂·诺埃尔是个老于世故的黑奴，是“海地民族意识”的象征。马康达尔的故事实际上只是蒂·诺埃尔迂回曲折的意识流长河中的一个旋涡，一段插曲。马康达尔立志将法国人赶出海地去，于是乎到处打家劫舍，焚烧庄园，带领黑奴造白人主子的反，最后甚至明火执仗地发动武装起义，以向殖民当局公开宣战。可是起义遭到了镇压，马康达尔本人沦为俘虏并被活活烧死。诚然，火与剑最终未能使黑人屈服，相反更激发了他们的种族仇、民族恨。
第二部分写海地黑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有另一位黑人领袖布克曼发动的。成千上万不堪虐待的黑奴，用复仇的钢刀和长予，击败了强大的法国军队。殖民政府土崩瓦解。胜利的黑人尽情享受翻身的自由，肆无忌惮地发泄阶级种族的双重仇恨。然而好景不长，法国殖民者的增援部队带着拿破仑的胞妹波利娜·波拿巴和大批警犬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登陆并很快收复了失地，重建了殖民政府。
第三部分写亨利·克里斯托夫的王国。布克曼牺牲后，蒂·诺埃尔随其白人主子梅西先生来到圣多明各。不久，姗姗来迟的法国大革命的福音终于传到了加勒比海，奴隶制被废除了，梅西在孤独和贫困中死去。蒂·诺埃尔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兴高采烈地从圣多明各回到海地，沉浸在狂欢之中。
正当人们踌躇满志、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前黑人领袖亨利·克里斯托夫大权在握，不可一世，成了独夫民贼。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岛国。
第四部分写蒂·诺埃尔的觉醒。亨利·克里斯托夫仿效法国人，在岛国大兴土木还为自己加了冕。他的劳民伤财、倒行逆施遭到了黑人同胞的强烈反对。最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亨利·克里斯托夫在他的“凡尔赛宫”自戕。
亨利·克里斯托夫的王国垮台后，自命不凡的姆拉托们（黑白混血儿）控制了局面。他们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更懂得怎样盘剥黑人。蒂·诺埃尔在苦难的渊数中愈陷愈深。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抛弃了一贯奉行的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毅然决然地投身于为同胞争取解放自由的革命洪流。
小说虽然主要以人物内心独白的形式铺展开来，但所述内容仍具有鲜明的历史真实性。
众所周知，自1697年西班牙和法国缔结里斯维克条约——将海地岛的西半部划归法国起，大批黑人被廉价卖到这里，充当奴隶。1757年，海的黑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790年，黑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要求执行法国国民议会的决定，一视同仁地给数以万计的海地黑人以平等自由。1791年8月中旬，黑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对法国殖民者实施种族报复。同年九月，海地黑人第四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揭开了拉丁美洲独立革命的序幕。1794至1799年，起义军由西向东挺进，先后击溃了岛上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军队。1801年，起义军召开会议，制订宪法，宣告奴隶解放、海地独立。1803年，法国宣布放弃海地。海地颁布《独立宣言》，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国家。翌年，海地政府成立，戴沙林独揽大权，自立为王。戴遇刺后，亨利·克里斯托夫重蹈覆辙……
可见小说依于史实，又不拘泥于史实，对历史细节作了重要取舍：写了1757年的马康达尔起义和1791年的布克曼起义，放弃了1790年的黑人暴动和世纪末的反西抗英战争；写了亨利·克里斯托夫，放弃了戴沙林。
这些取舍貌似偶然，其实乃作家匠心所在。因为他刻意依傍的并非海地历史。历史对于他只不过时一种必不可少的背景。他所要到达的是依存于历史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超乎历史的加勒比神奇。
诚如卡彭铁尔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神奇是现实突变的产物，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现实状态的非凡的、别出心裁的阐释和夸大。这种神奇的发现令人兴奋之极。不过这种神奇的产生首先需要一种信仰”。也就是说，“神奇”的不是客观现实（历史）而是某种信仰，是信仰对现实的突变、表现、阐释或夸大。
在《这个世界的王国》中，海地现实（或者史实）毫无神奇可言，神奇的是黑人文化，是信仰。
马康达尔是个关键人物，在作品中着墨较多。他不仅是海地黑人领袖和两次武装起义的发动者，而且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为此，法国殖民者一直把他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马康达尔不得不常常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这是作品的一个层面，是客观的，或基本客观的。作品的另一个层面是黑人同胞对他的非凡的、别出心裁的阐释和夸张，是信仰的产物。黑人同胞相信，马康达尔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领袖是因为他不同凡响：他会变形，能长出翅膀飞翔；他不食人间烟火，却富于人间真情。即使是在马康达尔被处以火刑、化为灰烬之后，海地黑人仍坚信他天长地久、永生不灭。他们既不悲伤也不胆怯，因为他们“看见”马康达尔争脱枷锁，在烈火中自由地飞翔、升腾，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这个世界，消失在黑人之中。“当天下午，黑人们兴高采烈地返回各自的庄园。马康达尔的诺言再一次兑现，他重新回到了这个世界的王国。”
诚然，在这个问题上，白人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马康达尔牺牲那会儿，莱诺尔曼·德·梅西先生正戴着睡帽，同他
的夫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谈论黑人的麻木不仁并从此推论出关于种
族优劣的哲学观点，准备旁征博引，作一次雄辩的拉丁文演说。
不少评论只注意到马康达尔的变形，并以此认为卡彭铁尔的神奇是一种艺术虚构，是对卡夫卡的摹仿。殊不知神奇者不在变形，而在信仰。通观小说演进脉络，无论是马康达尔的变形还是升天、复活，都是信仰的产物、偶像崇拜的产物，用今天神话原型批评的话语说是黑人集体无意识的宣达。梅西先生从理性主义者的角度看马康达尔的死亡，怎能不认为黑人 “麻木不仁”？而黑人之所以“兴高采烈”却因为他们“看到了”马康达尔的“复活”。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愈明显、反差愈强烈，就愈显出黑人文化的“魔幻”和玄妙。
海地黑人笃信伏都教，他们的认知方式之一的神话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色彩。故而与其说卡彭铁尔 （马康达尔）的变形术和卡夫卡衣钵相传，不如说它和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的“障眼法”一脉相承。堂吉诃德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得了骑土疯魔症，一看见草原上旋转的风车，就以为是罪恶的巨人在向他挑战，不能不横枪跃马、冲过去拼个高低。在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