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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利益使另一位也有洋人撑腰的头目垂涎，此人也是中山人，名叫陈光。他手下也有百十名基本人马，组织了一个“友乐馆”，自然也不是为工人谋取福利的组织，但其手法与“友联”不同，并没有硬性规定工人交十分之一的会费，而是在堂口之内开设赌博，以番摊及掷骰子为主，抽头图利。这样一来工人们所受的祸害更为严重。因为“友联”的剥削还是有限度的，“友乐”则使劳工们每月的血汗钱可能在刹那间就输个一干二净。有些不嗜赌搏的人也会给其他工友强拉入局，输清了便向堂口预借工资，但要缴付15％的利率。这已是最高利率。因为有抵押的借贷，一般不会超过月息三分（3％）。故加入“友乐馆”的工友，长年累月都处于负债情形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去干盗窃抢掠的罪恶勾当。
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既然有两个堂口。磨擦自不能免。经过几场血战，各自招兵买马，补充实力。不久，便成为作奸犯科的黑社会组织。
鸦片战争之后，“卖猪仔”的行当蓬勃发展。当时一名最具势力的“猪仔头”李七斤，是由水上迁居陆上的居民。他在红窗门街设立“总部”，还挂了“利庐”的招牌，拥有马仔近百人。这些爪牙分布在澳门的每个角落，任务是物色“猪仔”。所谓“猪仔”，系指被卖到外埠如南洋各地、秘鲁、巴西、英、美等各国做廉价苦力的华工。当时澳门的赌场，还不似今天那样集中，也不是由一家公司专利营业。只要向葡人政府申请，都可以开设番摊馆。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这类赌场。而李七斤的马仔，也经常在这些场所活动。只要是年轻力壮的小伙，不论生熟亲否，都可以向他们借钱赌博。赢了，加五奉还；输了，当“猪仔”去！
“利庐”为看管这些猪仔，处理一些纠纷造反的紧急情况，招揽了一批流氓无赖作为打手。这些人当然非安分守己之辈，除在赌场物色买猪仔的对象之外，还对初来澳门的陌生人进行威逼利诱，甚至在僻静地区，将人打昏，然后装入麻包之内，用木头车运返“总部”，强行禁锢，威逼落船，如此这般就把一个人卖了出去。
“友联”、“友乐”和“利庐”，都是澳门黑社会组织的“开山始祖”。直至现在，当地的黑社会组织仍有以“友联”或“利庐”作为堂口名称的。进入民国后的20余年间，也是澳门嫖、赌两项事业最蓬勃、币值最稳定、秩序也尚算良好的“太平年代”。当时澳门的市面，一方面笙歌良宵，一方面腐朽贫穷，而且葡当局只知道苛征暴敛，对社会建设及居民利益毫不关心，澳门倒成了一个毫无生产力的纯消费城市，一块不折不扣的殖民地。而澳门的黑社会组织，也在这种畸形状态下发展起来了。
20年代初期，澳门人口不过184000人，但数得出的黑社会堂口，就已经有：“友联”、“同义”、“家义”、“联英社”、“友和”、“利庐”、“尚义堂”、“群英”、“合义”及“黄馆”等不下十几个了。
由于澳门的娼、赌、毒长期以来便公然开放，并不像香港那样时开时禁，黑社会也就无娼可包、无赌可庇、无毒可贩，因为这些“事业”都由政府一手包办。故而澳门黑社会的谋生之道，跟香港的黑人物略有不同。
那段时期澳门黑人物谋生之道，除受雇于赌场作护场、及烟格、娼寮等作跑腿之外，另有行骗、夜盗、扒手、拐带小童、收晒掠、在轮渡或街头卖假药等活动，远不如香港黑人物那样“多彩多姿”。
澳门民风向来都较保守，知识水准亦较低落，再加上警察力量薄弱，在某段时期内，黑社会人物的身份是很特殊的。黑人物有时会以“街坊地保”的身份，进行一些排难解纷的工作。这在今天看来是荒唐怪事，但当时确实出现过。原因是当时的澳门政府，除了谋“钱”外什么事都不起劲。街坊邻里之间，有些你偷了我的小鸡，我弄破你的窗户等纠纷争执，又各不相让，没有个投诉或主持公道的去处。因为警察方面，除了葡人就是印（巴）人，对华人习俗一窍不通，自然也很少人向警方投诉。如果该街道某人是“烂鬼”身份，便会被人认为是江湖人马，见识“高人一等”。在投诉无门的情形下，往往会把这名“烂鬼”请将出来，作为评长论短的中间人。而且烂鬼的判决，往往也使两方或多方的当事人心悦诚服，平息争执。作为“地保”的“烂鬼”也自然获得“利市”一封，各得其所而退。
当时各堂口人数众寡悬殊，但极少像今天那样动辄打杀，故能“和平共处”。
1941年香港沦陷，澳门人口骤然增加，而香港的黑人物和珠江三角洲的“大天二”，也有部分到澳栖留，于是情形更加复杂。宁静的气氛消失了，偷、抢、打、杀无日无之。战火虽未波及澳门，但却在日寇势力包围控制之下，加上各国的间谍活动，冒险人物的走私漏税等，使当时的澳门几乎成为东方的“卡萨布兰加”。相形之下，黑社会的活动自是黯然失色。
澳门的黑社会组织，不论名称、性质和活动范围等等，数十年来都没有多少变动。此外，还有一些类似黑社会组织，但又没有黑社会活动的集团，例如“八区仔”即是。
所谓“八区仔”，系指中山县第八区的同乡。侨居澳门的中山籍人士最多，其中又以“八区”为首。这些人排外性及团结性都很强，于是不期而然的成为一股势力。“八区仔”成员中许多财势俱备，不会也不必欺凌弱小，和一般“烂鬼”有很大差别，但万一跟“外来势力”发生纠纷，他们也敢奋起抵抗，甚至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这样的“准黑社会集团”，在香港是找不到的。“八区仔”的成名杰作是在1974—1975年间，扑杀十四K“双花红棍”余洪一事。这在当时是一则“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则为世瞩目的新闻，非道地黑社会组织的集团，竟杀死一名强悍的黑社会大头目，在香港以至世界都属罕见。
到1956年，香港黑社会大暴动致使澳门黑社会的“保守”和“特殊”的作风，发生了极大变动。
1956年香港政府在黑帮大暴动（详情见第一章）之后，将大批黑社会头买递解出境，而这些有棱有角的大阿哥，绝大部分都选择澳门为递解地，从而使澳门发生了极大变化。
在此之前，澳门的十几个黑社会组织，对社会秩序并无多大影响。而香港的一大群“过江龙”来到澳门之后，初期为了生活，加之人地两生，一时之间还不敢有过份“表现”，一年之后，这些原香港黑社会的精英分子，已逐渐适应环境，也看出陀地黑社会的弱点和澳门警察的无能，于是开始大展拳脚、兴风作浪、开坛设舵。“十四K”、“和安乐”、“和胜义”三个堂口相继成立，徒众广收，歹事做尽，使一个一向淳朴保守的社会，变成了腥风血雨的“修罗地狱”。
香港黑社会的堂口林立，为什么在澳门仅成立了三个单位呢？原因是被香港方面递解来澳门的一群“大阿哥”，绝大多数是属于这三个单位的。如：“十四K”的大鼻登、余洪、肥林、陈仲英、十叔、陈炳南、巢标……等，“和胜义”的文健标、梁根、猪母尾、黑仔耀……等，“和安乐”的担水原、恩仔、大旧暖、大头成、有牙强、大眼发、碎仔耀、黄权……等，都是香港黑社会圈内的“风云人物”。别的单位被解到澳门的并非没有，但不是人数少，就是属无名之辈，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发展组织，还成不了气候。再者说，这些人虽被香港政府“终身递解出境”，但几年之后，他们都拿到了澳门身份证，可以用旅游为借口，堂而皇之地返回香港。但“十四K”、“和安乐”及“和、胜义”的大阿哥们，则已落地生根，没有返回香港的必要了。这样，从香港“移植”到澳门的三个堂口就稳定下来。
香港与澳门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对黑社会组织，在澳门并无惩治黑社会人物的法例，只要你不是“刑事现行犯”，就是摆明黑社会身分也不会受到拘捕；而在香港，只要身为黑社会会员就属于刑事犯，随时可以拿上法庭“洗底”一番。这也是“过江龙们”迅速崛起的最大原因。澳门这一弹丸之地上来了香港黑社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了“鹊巢鸩占”的局面，一向“保守”而又力量薄弱的陀地黑组织，怯于他们胆正命平凶狠皆备的作风，都“折节下交”，尊为“老大哥”，自己则甘作“小弟弟”，澳门黑社会的情势也趋于复杂。
尽管澳门陀地已被香港来了个“喧宾夺主”，但在三大外来势力设坛立陀的初期，也不能说没有发生过两大地方势力的冲突。如1958年白眼塘的“水房”与“利庐”之战，以及1961年司打口“同义”与“胜义”之战，都是陀地人物抵受不了外来压力而发生的“战役”。但这些“过江龙”已无路可走，退一步便无死所，在暴虎凭河的形势下，都拿出“以一敌十”的勇气，把陀地各堂口杀得落荒而逃。自此之后，澳门的黑社会势力，便被这三个外来组织更彻底地取而代之了。
“十四K”、“和安乐”、“和胜义”在澳门生根之后，就立即展开组织工作，60年代中期以后，青、少年都趋向“新潮”，反叛性也愈来愈高。当时社会风气以身为黑社会人物为荣，甚至连生活简单、习俗淳厚的水上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