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罡叱头Ｎ？�25万元及判监两年。
根据该条例，若控方认为有证据，便可假定被告为有组织犯罪集团人士，而且要求被告证明自己清白。
这种用推断作为起诉基础的条例违背了英国法律的精神，在香港来说是崭新的。
这个白色草案——严厉打击有组织罪案法例出台也引起各界人士议论纷纷。
立法局议员涂谨申以“揭破白色草案的假象”为题发表见解。“要研究白色草案能否有效打击有组织罪行，先要了解草案的基本概念”。白色草案没有界定“有组织罪行”这个名词。草案是针对有犯罪组织“背景”的人触犯所列举的罪行。
有犯罪组织背景的人所指是三合会成员。而白色草案建议列为有组织罪行的主要罪行甚为广泛，触犯这些罪行的人未必与黑社会背景有关，更未必是有组织的。
而另一类罪行是用以界定犯罪集团活动的方法，是较严重的罪行。由两个或以上的人组织起来，目标在重点地犯某些罪行，则被定义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奇怪的是，身为这样的犯罪集团成员本身却不是罪行。
因此，在现时草案的建议上，受罚者可能是一些曾经为三合会员的人，但却犯了与三合会无关的罪行。本人发觉这样可能并未能对症下药，因为控罪并没有针对真正的犯罪首脑，其实政府早在1986年的修改法律以对付三合会的建议书（即上文所指）中，已承认警方往往不能够拘捕三合会的真正首脑，拘控的多为他们的手下，因为真正的首脑通常不牵涉入三合会的日常运作中。于是实际上警方能清楚证实为三合会成员的，多数只是三合会的外围执行成员，并没有真正对付犯罪集团，而充分的财产亦会极为有限。
草案的做法，乃重罚“散仔”，所以可以想象情况会演变为，致力于打击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散仔”，虽然这会令打击有组织犯罪案件数字上升，但对于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未必有真正进展及成果，结果因而可能只是一个假象。所以，我认为在有限的警力资源下，政府更应该着力改善警力调配问题，深入调查真正的有组织严重罪行，拘捕有关首脑人物，加以重判。因为单是打击“散仔”，只会令有组织犯罪集团扩大招揽没有犯罪案底的年轻人加入。因此，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应该是矛头直指首脑。
这位议员的见解可谓精辟深刻，一针见血。笔者无意暗示这就意味着香港府订此草案只能有利于破案数字的“上升”而无实绩。只想说明，法律的制定，是不可避免有倾向性的，关键是倾向性对抓住事物本质是否有效。除了要打击“散仔”，更应“擒贼先擒王”，以主脑人物为终极目标。另外，加重刑罚，罚款数额，是否立刻奏效且有长期效果呢？再看看这种来自黑社会中人的观点。
陈慎芝，曾是黑社会“大佬”，后戒毒并信奉基督教，改过自新后一直担任帮助毒犯戒毒、黑社会人士改过的工作。1987年曾获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白色草案”确实震惊了整个黑社会。
自白色草案推出后，不少黑社会人员都主动找我，表达他们的忧虑，以及讨论解决方法。他们之中大部分只是透过传谋或朋友相传而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按他们的理解，草案最严重的信息就是：警方要加强扑灭黑社会。毫无疑问，他们认为白色草案是有效打击黑社会的工具——事实上，香港警方绝对有实力扑灭所有黑社会，因警方早已掌握所有黑社会的资料。但由于警队有个别害群之马存在，与黑社会串通，加上警方又坚持要有市民举报才采取行动，致使黑社会问题一直未有根绝。
白色草案令黑社会最忧心的是刑罚重——他们大多相当担心1997年。以往不怕坐监，几年后出来又是一条好汉了，但现在时间无多，监禁几年之后，可能已经失去“揾钱”的机会。
其中，又以‘睇场’及‘放数’的人最担心白色草案，前者实际收保护费，后者即是放高利货。‘睇场’数字愈多、“放数”金额越大，对白色草案的担心亦愈大。事实上，性命愈贵重（即有江湖地位），并已赚得一定身家的人特别关注及担心今次事件，‘散仔’烂命一条又怕什么？
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白色草案令黑社会人心惶惶，但他们并没有想过“收手”。他们目前正积极找寻一些“解决方法”，例如疏通警方，在有任何拘捕行动前先行通知他们；‘睇场’与‘店铺’、酒楼老板‘夹定’，把‘睇场’报称为自己的生意合伙人，把付出的保护费名正言顺化；‘放数’则减少有自纸黑字的证据，一切全凭记忆。
从这些例子看来，白色草案的作用可说是消极的。事实上，以严峻刑法解决问题已是消极的做法。要消除黑社会，一方面要从教育入手，另一方面亦要为改过自新的黑社会人士提供出路。后者目前可说是一片空白。毕竟，他们不是有学识的人，本身又爱面子，改过后并不容易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在的情况是，黑社会对白色草案心怀恐惧，但情况又不足以令他们‘收手’。所以，白色草案能否对黑社会造成重大打击，便得视乎究竟有多少市民愿意挺身而出。我个人认为，举报的市民不会大多。但由于这一重关系，估计黑社会的办事方法可能因而趋向“有分寸”，避免与市民产生太大矛盾，令对方在忍无可忍之下作出举报“。
上文代表了一种观点，用严厉法律解决问题是一种消极的做法，消除黑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教育并为有意改过者提供就业出路。这也是有识者之见，点明反黑防黑的目的不只是为消灭黑社会犯罪行为，而且是为让所有人过正常、安定自食其力的美好生活。
回到前一位立法局议员主张法律应直指黑社会幕后首脑的论点，在1989年3月就有报道称由律政署着手草拟法例，专门对付那些在幕后操纵非法集团的主脑人物，有关法例“可望在两三年后施行”。
“按目前法例，那些非法集团的幕后主脑，假使他们不在犯罪现场，而警方又不能掌握他们直接参加的证据的话，警方便无从起诉。”
修改法例后，只要有证据显示他们与案有关连又或者在事件中有所得益，使可进行起诉。这与1991年8月公布的咨询案中所赋予警方的权力是一脉相承的，可以知道香港当局早已意识到扩大警权捉拿龙头的必要性了，只不过制订出的法例还不能做到“一矢中的”，这位议员提出的见解固然极对，但究竟怎样才能深入调查真正的集团首脑而拘捕之？只能说法律已经前进了一步，而且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
二、市民协力打击有成效反击黑社会离不开市民的大力协作。为吸引市民举报黑社会活动，警务处有组织及严重罪案调查科总参事刘玉权建议，全港市民集资成立基金。刘玉权对打击黑社会活动的构想是，对黑社会活动最熟悉的人无疑是黑社会分子本身，因此，建议由他们来指控黑社会头领相信是打击黑社会最有效的办法，但他们若“挺身而出”往往得不到合理的酬劳，因此，建议成立一个由市民合力捐献的基金会，尝试用金钱吸引那些已经改邪归正的前黑社会分子与警方合作，指控“黑色头目”。
如果市民不怕报复，大力举报，警方是较容易破获一些牵涉面不大的如勒索、伤人、放高利贷、非法聚赌、非法集会等罪恶活动的。许多拘捕活动都是在反黑探员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后进行的，但在数个个案中，事主第一时间报警是警方能即时拘捕疑犯的主因。
相反，如果事主遭遇黑社会人物又不报案，怕遭到报复，这使警方就算知道内情，碍于无受害人、无人证及物证，也无法拘控不法之徒。
目前市民的举报意识总的说来还不够强，很多受害者为息事宁人而不报案，这也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警方打击黑社会未敢松懈香港警方一直未松懈对黑社会的打击，使黑社会发案数字虽时有上升，但总的看未超过70年代的水平。
（一）专门反黑机构目前香港的打击黑社会的专门机构有四个，也可说是从四个层面来对付黑社会。第一，中央政府的中央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匪党问题小组，主要从立例方面人手，第二，警方总部设有组织及严重罪案调查科、刑事情罪科，长线地捣破黑社会有组织性活动，第三及第四，是警察总区的重案组及各警区的反黑组，用以打击黑帮大型或区域活动，并断其财路。
在70年代香港还有一个名为中央反黑组的反黑机构，1983年取消了。
对于取消这一机构，一直有较大争论。有说法认为中央反黑组对黑帮分区域为活动地盘的特点不能适应，现有各区反黑组可弥补其不足。警方一直强调取消中央反黑组后并未减少对付黑社会的警力。
（二）设反黑热线电话在1986年7月，为对付三合会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活动，增加报案渠道，警察总部刑事部特设24小时报案热线电话，可便市民提供有关黑社会罪案资料。
该热线电话号码为5—277887，由刑事部人员24小时当值接听。收集到的资料，将会由警方行动处副处长（刑事）韦士达直接审核，并由“有组织及严重罪案调查科”人员侦查和采取行动。
韦士达希望此热线能收集到更为详尽及有用的资料。他呼吁市民在提供有关资料时，能表露个人身份，和警方合作，以便警方在有需要时与他们联络，从而确保所有报告都有可供采取行动的资料。不过，如果所提供的材料足够而能令警方采取行动的话，则隐名的报告亦会接受。他并强调，所有资料均会保密，而且如无特殊情况，报案人士不需出庭作证。
（三）反黑“武器”精英特组警务处长颜理国声称，警方会不惜全力去对付本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