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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明朝有如此严密的监察制度，又有许多一心为国，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监察官，但为了反掉一个贪官，竟然花费长达二十六年的时间，这充分反映出如果以人治天下，那么，就算是有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因为，取悦一人，便可横行天下，控制一人，便可以抵挡住制度的所有进攻。
其二，明代的监察制度虽然发展得比较完备，在维护封建统治和巩固皇权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毕竟这些监察官吏是由封建官僚所组成，因此，其自身必然随着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日益衰败，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而蜕化变质，最终沦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各个利益派别争权夺势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澄清吏治的制衡作用。在明世宗嘉靖至明神宗万历的近百年间，廷臣纷乱芜杂，言官蛊惑是非，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彼此之间相互猜忌，相互利用。这时候，无论是监察官还是被监察的廷臣，都高举着效忠皇上，反腐败的大旗，相互攻讦。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东林、齐、楚、浙四党交恶；内阁、吏部与言官（即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刻的监察制度与吏治考核机制，已经成为各派党争手中“党同伐异”，“罔上行私”的工具。尽管监察官吏们仍信誓旦旦地声称要“澄清吏治”，稳固国家社稷的“万世基业”，但“居言路者各所其他”。在万历年间，齐、楚、浙三党的党争，竟然是由监察官们一手造成。
一旦监察制度成为各派党争的工具，明末国祚消沉的颓势便显露出来。万历年间三次核察官吏，尽管监察制度仍在执行，监察机制仍在运作，但此时的监察已今非昔比，其目的已经不再是吏治的整顿，而变成了各种势力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角逐，“名为核察官吏，实为党争托辞”。一时间，大臣之间狗咬狗，左右弹劾；朝廷上下无头绪，相互掣肘。同时，贪污纳贿之风也在科道官员中不断滋长，监察官吏“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耳！”（李清《三垣笔记》）
完备的监察制度并没有使封建专制王朝的吏治得以澄清，也未能使监察官吏自身获得永久的免疫力。明朝的监察制度与其机构最后的蜕变，是封建腐朽的专制制度必然的结果，也是监察制度与监察官们自身的悲哀。
学会写信
学 会 写 信
？ 苏 华
前几天，我的孩子从北京给我发回一份传真，说他不会邮寄信件，以后有事就给家里打电话或发传真，并催我尽快上网，以便互发电子邮件。这事让我感叹：一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学生，连封家信都写不好，且不会邮寄，这算什么事？不过他倒也有办法，发传真或发电子邮件给你，也算是扬长补短的一种聪明表现。“不会写信”，但能在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下，玩出这种花样当然也是一种趣事。但我始终认为，学会写信和学会利用电脑发电子邮件绝对是两码事。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学会写信，似乎更具人情味，更耐读，也更难一些。也许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但从我的孩子“不会写信〃这件事上，也可看出我们这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编写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
我藏有—本《新撰句解共和尺牍》（四册），系上海广益书局民国八年八月出版印行的。此书将书信的通复分编为十六类，即家庭、亲党（亲戚）、通候、庆贺、吊唁、慰藉、馈赠、恳托、讯问、借贷、索偿、延荐、介绍、规劝、邀约、催促。用编者贺群的话说：一、此书“凡社会应有各事，概已备述。初学尺牍者手此而观摩之，可获随事应用之助益。”二、“编中每函皆有答复。事情语气，互相符合，于社会上往来酬答之作用，尤多便利。”三、“近今社会往来之书札，泰半陋俚，不堪入目，国粹沦亡，至可恫叹。本编注意及兹，故藉尺牍为演习国文之功用，所撰各类文字，一以理明词达，宜雅宜俗为主。而每函复加以句解，俾学者容易通晓文言，以脱除粗俚之陋习”。四、“典故载明出处，另行注释，更足使读者知运用文字之法”。五、“各种称呼格式，概从新制，尽合时宜。尤堪资为书札之规程。”由此可见，句解详细，使之了然于目，了然于心，而后使读者掌握写信复答的基本常识，进而自如地运用文字，脱除粗俚之陋习，是此尺牍的最大特色。当然，“概从新制，尽合时宜”，只是说从清朝到民国的新制，合的也只是当时的时宜。时至今日，新时代的新语文，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书信上的表现，大体也是如此。但《新撰句解共和尺牍》中的各种称呼格式和写信的基本规程，仍然是可以借助的实用部分。我们现在不知出版了多少用白话翻译的古文，但像广益书局出的这种实用书籍实在是少而又少。过去写书编书出书是专而精，现在则是博而杂，哪个效果更好一些？不好说，也不好比。但从目前不少人不会写信、写不好信，或者开头只是一个“你好”，结尾尽致一个“敬礼”的千篇一律来看，现在的书札是越来越没意思了，更别说其收藏价值了。我不知道收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中的那些名家，有几人是读过《新撰句解共和尺牍》才入道的，但他们所受过这方面起码的启蒙教育，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书札原本是写的，现在却在传声时代的影响下，更多地变成了“说”的，这难免令人颇生感叹。
也是在这四册《新撰句解共和尺牍》的封二、书名页、版权页上，我还看到该书局的另外几种新书广告。如《新编分类日用万全新书》，刊有广告词两条，一是“欲立足社会，不可不读此书”，一是“当代之巨著，日用之宝筏”。在详列了此书的三十辑种类目录之后，另告读者“全书分订二十册，装—锦匣，定价大洋二元，函购加寄费一角三分”。想想八十年前，书刊广告和邮购竟能做到这种份上，难怪让人怀旧，并令人叹息不已了。再如，《新体启蒙尺牍》、《新撰分类尺牍观海》、《绘图幼稚尺牍》、《绘图童子尺牍》、《初等学生尺牍》、《高等学生尺牍》以及《湘绮楼书牍》、《黄克强书牍》、《吕东莱尺牍》、《俞曲园书牍》、《黄石斋书牍》等等，莫不如此。更有意思的是《交际指南》一书；广益书局的此书广告说本书有六大特色：一，材料最丰富（因为汇辑了各种通俗应酬之事，而且囊括无遗）；二、门类最完备（是由于它将各项文事部别安排的井然有序，按类查阅尽知人意）；三、体例最精审（是因书内程式与文字互列而立例，极为精究）；四、人事最详细（完全是因列举了一切应酬上的问题，与人事确有助益）；五、文件最新美（盖因各式文件全都由出版者改写成半文半白的“新制”，既雅又合时宜）；六、应用最利便（利便就利便在把各界情事罗列得极为详尽，遇事采用，均有依据）。因为觉得有意思，又因为手头有这本《新撰句解共和尺牍》和一九八三年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该书局的《俗语典》，所以也就顺查了一下朱联保编撰的《近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始知，广益书局开设于一九零零年，是由魏天生和杜鸣雁、萧伯润、李东生合伙办的。先出版科举考试策论和童蒙读物，后出版石印的经史子集和通俗小说等，推销于小城镇和农村。该书局存在了五十六年，自设石印和铅印印刷厂；在北京、广州、汉口、长沙、开封、沈阳、南京、南昌、重庆等地设有分店。据朱联保先生介绍：“改组公司前的四十几年（一九四四年改组为股份公司，魏炳荣任董事长，刘季康为总经理），发行通俗图书较具规模；改组公司后的十几年，出书比较正规，如一九五—年出版杨荫深编的《新辞典》，由于当年群众需要这种工具书以利学习，故销数多而获利亦多。并曾出版‘工农兵丛书’、‘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故事丛书’等。这两套丛书，虽适合当时需要，但内容都剪自报刊文章草草编成。”—个很具规模、很有出版发行通俗图书经验，且口口不离“新制”的书局，因为国家改貌了，出版商本身也被改造了，结果就从读者的目光中消失了。如果用被调整过来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事，我想，寿终正寝的恐怕就不单单是一个广益书局，而是—套多少还行之有效的文字启蒙自学教育和自行掌握运用文字的一些基本规程的丧失。这话也许有些言重，但看看现在许多人对此竟犹如隔世，就可知素质教育不光是课堂上的，实用类的通俗图书，亦是一门重要的课外功课。
时代和信息化的浪潮让我们告别了许多东西，书札和尺牍日渐式微也是大势所趋。但我又想，在信息时代，不管我们告别了什么，亲情友人总是告别不了的。而学会写信，并且能写封好信，对于亲情友人来说，也许比电话和电脑的旋律更动听一些，同时也更经济实惠一些。
伪造 “天书”
？ 眭达明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宋真宗赵恒接到皇城司的奏报，说是左承天门的屋南角上，有黄帛包封挂在鸱吻上面，他当即在崇政殿西厢房召见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大臣宣告此事，然后率领他们步行来到承天门，焚香朝拜之后，才命两个宦官上去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众人将其拜迎至朝元殿，解去黄帛打开包封一看，原来是“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词句类似《尚书·洪范》、《老子道德经》，开头说宋真宗能以大孝大道继承先世基业，接着晓谕要清净无为简朴节俭，最后讲述国运长久的意思，总之都是些奉承宋真宗的话头。“天书”下降，众大臣少不得要称贺一番。
所谓“天书”，单从字面上解释，自然是说天神写的书或文字，其实全是宋真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