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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爱是深广的，苦涩的，同时又是不可思议的。套用他自己的比喻，“辽阔宽广如同哲人的反省，如同女人的爱情，如同诗人的沉思，如同鸟儿神圣的美。”他就是带着这份独特烫人的爱来改造人们关于“美”的观念。
他谈论的事物是如此之多，涵盖了海洋、陆地、天空，他的思维跨越历史、政治、地理、生物、文学，他的事物在他的谈论中反复经历各个层面，并在这种滑动之中故意制造碰撞，以激发新的灵感。“老蜘蛛……仔细地听着空气中是否还有响声在抖动牙床。鉴于它的昆虫形态，如果它想为文学宝库增添一些闪光的拟人法，就不能不给响声一对牙床。”如果要深究这种表述传达了何种信息及信息的意向显然是困难的。它带给我们的是全新的审美的愉悦。这样的审美愉悦我们在阅读古文的时候偶尔可以遇到，如“栈石星饭，结荷水宿”（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奇怪的是外国语言可以翻译成白话文，而文言文却不能翻译成白话文。有人反复尝试，但翻译的效果不好。可以勉强传达意思，却无法传达审美的愉悦。（作家王蒙甚至认为学术著作也无法翻译成好的白话文。）这是否是因为白话文自诞生之初就自觉成为了“劳动号子”而回避了招呼异性的功能？
罗兰·巴特可以率领他的学生从《少年维特的烦恼》生发出一本新书《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又名《恋人絮语》），而我们的年轻人想起爱情小说只能记起琼瑶。只能记起空想的、串成成语的、讲道理的或歇斯底里的爱情。要知道语言的个人用途中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调情！而这个时代的抒情词汇是那样贫乏，那些中心词如“爱”、“吻”、“想念”、“心”、“亲爱的”、“心上人”总像是翻译过来的，甚至“我爱你”这样的短语也必须用外语去说才觉得顺口（说的时候是I
Iaugh you，这里包含着某种悲哀）。汉语从语言的核心退出，充分说明使用者对本民族语言的不信任。但是请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谈爱国，语言的使用者必定是在他自己的听觉之秤上掂量以后才做出决定的。而他的决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现代汉语确实显得不活泼，沉着中有点呆板，抒情中带着枯燥。不要提起钱钟书和张爱玲的书，它们只是新近才被发现的文本，在白话文汹涌向前发展的洪流中它们只是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的涟漪。
这里不展开谈白话文的发展过程，让我们看看《马尔多罗之歌》中的隐喻吧，“暴雨——狂风的妹妹”、“古老的海洋，啊，伟大的单身汉”、“丝绸的目光”、“葬礼的咽喉”、“冷笑的解剖刀”、“思考的纱幕”、“生活的棱杯”、“耳朵的镣铐”，多么精美迷人！再看看隐喻的密度：“……是的，我感到我的灵魂被锁在身体的插销中无法解脱，它无法远离人潮拍打的海岸，以便不再目睹灾难组成的铅色猎犬群的表演……”我有时想是否洛特雷阿蒙有一个能时常短路的大脑或者有世上惟一的、失传的创作方法。他自己解释说（不一定是认真的）：“我很大程度上是在使用给人好感的隐喻，这一修辞格帮助人类憧憬无限，它提供的服务比一些人努力想像的还要多，这些人浸透了成见和错误思想——这是一回事。”
简单地说，在比喻中用了“像”就是明喻，不用“像”的是隐喻。但洛特雷阿蒙的明喻中给人的感觉恰恰是不该用“像”，甚至根本不该是比喻。“美丽得像自杀”、“忧郁得像宇宙”这样的暴力组合说明了作者在写这部书时拥有的是像强盗一样勇敢的心。他最著名的比喻是：“他美得像猛禽爪子的收缩，还像后颈部软组织伤口中隐隐约约的肌肉运动，更像那总是由被捉的动物重新张开、可以独自不停地夹住啮齿动物、甚至藏在麦秸里也能运转的永恒的捕鼠器，尤其像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在手术台上的偶然相遇！”这个层层推进的比喻不啻是一个宣告：现代诗歌不是人道主义的，它是一个美学实验，它要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超现实主义诗人就是把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是否够远当做衡量诗歌意象好坏的标准。这和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的“远取譬”是相似的（似乎已经失传）。当然，这个标准不与“可传达性”相兼容。这已不是一个新话题，高尔基在1927年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就说过：“我时常觉得，印象和形象的关联在您的诗中是如此淡漠，简直无从捉摸。”
“善”与“恶”
人性是善还是恶？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企图把它谈清楚，也不可能分出两种说法的轩轾。自古以来，都认为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区别真的有这么明显吗？荀子以降，不知道有多少人打着他的旗号反对孟子。仲长敖就在他的《核性赋》里伪托荀子和学生的答问，兜售他不热爱生活的那一套言论。荀子的中心论点是：“……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据考证，“伪”犹“人为”，并无“假装”之意。孟子的意思和这个说法相反，“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悲哉！”孟子从来就没有说过“人”不作恶，或世上好人多于坏人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随着《三字经》的出版和儒学的僵化，这个问题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在西方同样有两种说法，哲学家也是争论不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了黑格尔的“人的本性是恶的”，“说出了一种比费尔巴哈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也许是“四人帮”推行过一阵子“性恶论”，所以拨乱反正的结果是“性善论”占了上风。布罗茨基有段话可以总结那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一个与邪恶作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每逢碰到好人好事，善良的人总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啊！”这种不具备统计学意义的判断逐渐占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加上他们迷信而片面地理解“文如其人”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含义。他们忽视了做人与作文不能画等号，钱钟书先生说过，立身须谨慎，文章须放荡。“刻薄”的人（并非指为人）善作文字，而和厚者则平凡。
洛特雷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是否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们看到“恶”在文学中开辟的一条崭新的歧路？所幸已经有人在另外的地点看到了相似的风景。诗人王家新在他的随笔《读叶芝日记》中说他意外地发现叶芝“有一回与一个亲爱的朋友散步在一座树林里时，手里提着一柄斧头，那冲动有一刻采取了一种凶杀的形式……”王家新写道：“我们中国作家和诗人温良恭俭让惯了，或者说虚伪惯了，以至于对自身的黑暗视而不见。”他想到，茨维塔耶娃写过：“然而，在我的胸膛里，恶比爱情更古老。”于是他沉痛地说：“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深入到‘恶’之中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总是将善与恶对立起来，避恶从善”，“我们不了解在人类的智慧里还有一种‘邪恶的玄学’，不懂得人类还可以把‘恶’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能量——起码在创作的领域如此！”
目前，在西方文学界，单纯地歌颂、描写“恶”已经没有市场。（畅销书不在谈论之列。）他们早已开始考虑以新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古老主题。布莱克写出的《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是一种处理方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更有意思，玛格丽特为了救出大师和他的小说，借助撒旦的力量惩罚了恶人和恶人控制的文学界；她付出的只是以她自己的名字参加一次舞会，如果世上真有这样的事，尝试一次又有何不可？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
？ 智效民
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予以很高评价，与此同时他又无不遗憾地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三松堂全集》第一卷318至3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好在近年来国人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一、梅贻琦如是说
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20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二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