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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宣传画里的女性在服饰上与男性没有任何区别，一副改天换地的豪情；而电影里的女主角（尤其在革命样板戏里），则多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人，长相也绝对不能漂亮。从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中，还可隐约感觉到琼花对常青的几分暗慕，而在革命现代京剧和舞剧那里，则全然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关系。与革命的道德理想比起来，个人的温柔乡又算得了什么！仿佛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都是在严密消毒的环境里成长和生活，“夫妻过性生活都要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只在双方的裤裆上留一个小洞。”（刘达临：《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的性问题：过去和现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从父亲抽屉的红宝书和笔记本底下翻出一个避孕套，觉得好玩，吹得如气球一般大小。这种反讽，一定博许多人会心一笑。
当革命在偏执中走向它的反面，世俗需求便凸显出它的高贵。更何况，性，是人类社会得以传承的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违抗的自然之法。《洞玄子》开篇就说：“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尚莫过于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就连道貌岸然的政客，也终离不了性的游戏，于人于己，奉行的自然是双重标准。“历史书上的事情也许过于遥远，就在三十年前，那个张承志为之欢呼的‘红卫兵时代’，当然是个禁欲主义的时代，清洁与清贫的时代，少男少女全是处男处女的时代。可是，就在那个时代，江青照样与一大群小白脸在中南海里遛马，在钓鱼台里观赏西方资本主义堕落的电影。旗手不是圣女，‘圣战’本身也就荒唐可笑了”（余杰：《铁屋中的呐喊·那见不得人的去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在《点点记忆》（原载《当代》一九九八第四期、第五期）中，讲她在北戴河的见闻时写道：“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转引自《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看来某些政治人物也无法真正排斥世俗需求，而且比任何人都世俗得彻底。妙的是他们从来秘不示人，暗箱操作，并且有“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垫底，自然是战无不胜。罗点点讲述她于“九一三事件”后去找中央某部门负责同志，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出处同上）。这一切，是否又是“形而上”所遮蔽不了的“形而下”呢？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位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刘小枫：《忆恋冬妮娅》）所以王二来了，这个王二“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清一色的人群中，他绝对是一个不协调的存在。这个被所谓的理想骗得一无所有的人便以性作为自己生存的最后资本和武器，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至少不像上文提到的那位陈将军那样龌龊），不但不觉羞耻，而且轰轰烈烈进行到底。他直截了当地说他想和陈清扬性交（真难为他，说了一句术语），就像阿Q对吴妈说想和她睡觉。在那些“不俗”的人看来这是很低层次的需求，不值一提。说起来还是他们更有办法，想看女人，便发明了一项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争破鞋。“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她知道是因为她，但为什么这样，她一点不理解。”（同上）在王小波这里，政治的严肃性被消解掉了，时代终于剥去了伪装，露出十足的尴尬相。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尔的抉择开始显露其悲剧色彩。毕竟，再伟大的理想，也是应当与现实需求兼容的。如果人们奋斗的目标不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它会找到生长的土壤吗？其实，中国革命，一直是寓雅于俗，将遥远的政治理想诉诸一种伸手可触的现实目标，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人文精神论争，不过是问题（世俗）与主义（革命）之争的延续，是新形势下两种精神指向的争夺。时过境迁，王蒙在《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中也调整了当初的立场，认识到：“革命化、世俗性与精英诉求三者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世俗的对立面不注定是道德，世俗也有世俗的道德，旧中国的买卖人也讲究言无二价、童叟无欺。至少，三者有时候可以并行不悖，三花齐放。”实在是精辟之语。市场经济条件下，女人的长相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屁股也从此有了卖点，想必也是世俗道德不能见容的。这与王小波的价值取向无关，如将一切都记在王小波的账上，则未免有斗争扩大化之嫌，这一点是特别要向吴小如先生申明的。
城市女性
城 市 女 性
读张梅《酒后的爱情观》
？ 黄 莺
城市是女人的天堂，城市里有专为女人设置的眼花缭乱的时装、目不暇接的金银首饰，五花八门的化妆品，还有女人们宠爱的形态万千的布娃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创造了真正的女人（乡村的女人与男人从外表看，穿同样的衣服，干同样的农活，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城市解放了女性，丰富了女性。与此同时，婀娜多姿的女性也装扮了钢筋混凝土堆砌的城市，冷冰冰的城市因为女性而靓丽多彩，因为女性而栩栩如生、朝气蓬勃。风情万种的女人，为城市抹上了一层最靓丽的景色，应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现代女性，而没有女性就没有现代城市。
城市与女人，犹如两个孪生妹，任何一个高明的作家都无法在作品中让她们骨肉分离，自然张梅也不例外。张梅的小说集《酒后的爱情观》刻画了一群从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南方都市——广州——走来的女性，她们年龄不一，风格各异：有“爱猫及人”的少妇慧云（《爱猫及人》）；有一步步走向城市化的少女——白萍萍、珊珊、齐靖、翠翠（《蝴蝶和蜜蜂的舞会》）；有生活在错觉、幻觉中的敏雨与少女“她”（《错觉》、《酒店大堂》）；有心态各异的孀居的喜宝与沈鱼（《孀居的喜宝》、《冬天的大排档》）。她们虽然身份、地位、年龄各不相同，但都处于城市浪尖，俨然是城市中女性的“新新人类”。张梅的这部小说集就像一张生活照，把这群女性的日常生活、思维活动、潜意识等等，无论大小巨细，概收眼底，一一定格，从而勾勒出了一幅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都市女性众生相。
城市稻草人
在《酒后的爱情观》中，找不到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笔下到处弥漫的那种幽闭、怨恨的情绪，女性“私人化写作”中常见的那个与城市格格不入、愤世嫉俗的孤独女性个体，在张梅笔下似乎已为一群尽情歌舞、拥抱世俗的孤独女性取而代之。
与陈染、林白笔下女性一意寻求精神支点不同，张梅笔下的女性自豪地宣称：“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孀居的喜宝》）的确，她们已经解除了一切传统和现代的束缚，成为一只只嬉戏在城市中的“花翅膀的蝴蝶”（《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她们穿着时髦的露背时装，享用最新潮的化妆品——“我们常常把胭脂在脸上横着扫竖着扫，我们用蜜丝佛佗牌的定妆粉，用金鱼牌粉条，又用南韩的仙女牌湿粉。”——把自己扮成最美丽的天使，出入城市最高档最繁华的娱乐中心，无拘无束地打牌、喝茶、看电影、吃大餐、开家庭舞会、唱卡拉OK，享爱城市中无边无际的快乐：这群都市女性与城市水乳交融，合二为一，发达的物质文明让她们如鱼得水，她们俨然是天才的狂欢族。
徜徉在物质海洋中的城市女性，作为城市的宠儿，她们不仅可以无拘无束享受物质文明，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传统”（《蝴蝶和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