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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峡工程建设，给我国文物保护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更为众多的文物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近10年来，全国20多个省市70多个单位的文物专家和科研人员，10多所高校的教授和青年学子共千余人云集三峡，满腔热忱地投入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
截止目前，库区地下文物考古发掘面积己近百万平米。这个数据是惊人的。我手头有一份重庆1996年前60年库区地下文物考古发掘资料，该资料上汇总的发掘面积使人不敢相信：1万平米。你看，6年多时间与60年，1：100。
1：100，客观反映出库区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窘境：时不我待，必须与即将上涨的江水分秒相争！
据1997年以来的资料，库区共发掘60多处古遗址，其中40处乃旧石器时代遗址，14处还保留着原生地层。在丰都县高家镇居然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露天石器制作工场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点，此乃惊世之举。有专家叹曰：它使距今10万年以来的历史文化脉络清晰可辨，亦使三峡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区变成我国旧器时代考古之富集区，从而打开了另一部堪与黄河流域历史文化媲美的长卷！
考古工作者在忠县古遗址还发现了比著名的大溪文化更早的文化——甘井沟文化，它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已是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交融区。
尤其值得骄傲的是，考古专家通过实地考察发掘，为世人揭开了战国时期以前的“巴人之谜”：从已知夏商至西周时期的巴人遗址和墓地，发现了大量巴人建筑、冶金制造、窑业遗址，使巴人文化从夏商、西周至战国，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完整序列。
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巴人就是三峡地区的先民。
据初步统计，近几年三峡库区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非以千计万计，而是将达到30万件之多，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物世所罕见，堪称国宝。如在巫山新县城建设中发掘的一件东汉“鎏金四神铜棺饰”，被奉为国家一
级文物。
专家评说三峡文物十大价值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关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的几点说明》中提出，三峡文物具有十大价值：
1、6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古生物化石地点（含14个难得的未被扰动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包括罕见的丰都高家镇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露天石器制作工场。许多遗址中含大量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特征的大型砍砸器、刮削器，是解决我国旧石器文化南北分界的重要地区。
2、8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解决长江流域江汉平原至三峡以西至四川盆地的东西两大文化系统分界线的关键地区。
3、100多处古代巴人的遗址和墓地，包括夏商周时期巴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和战国晚期至秦代前后的巴王墓地，是解开古代巴人历史之谜的主要地段。
4、数十处可说明楚、秦文化进入三峡地区历史过程的遗址和墓地。楚文化大致在西周中晚期时已进入西陵峡地段至秭归一带，春秋战国之际则达到忠县一带；秦人在公元前278年攻下楚国郢都时，占有三峡全境。
5、470余处汉至六朝的遗址和墓地，包括汉代鱼复县和朐忍县县城，是说明中原文化和当地巴文化如何逐渐融合的重要地段。
6、6处古代枯水题刻和数十处宋代以来洪水题刻组成的举世罕见的古代石刻水文记录长廊，其中的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
7、两处东汉石阙和数十处唐以后的摩崖造像、碑碣、摩崖诗文题刻，有些是著称于世的珍贵艺术品，有些可说明当地的重要历史情况。
8、结合三峡自然风光特点的近300处明清建筑物，包括庙祠、民居、桥梁等，是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的荟萃点。
9、古代的栈道、纤道等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航运遗迹。
10、大量土家族等民族民俗文物，是四千年来巴文化等遗痕延续至今的活化石。
10年：三峡地下文物保护一瞥
从1997年起，由国家文物局协调，在湖北省、重庆市移民、文物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全国数十家考古科研机构进驻库区开展地下文物的勘探、发掘等工作。截至2006年底共计有80个单位、千余名专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三峡库区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总计承担地下文物保护项目676项，完成勘探面积11，411，708平方米，发掘面积1，738，677平方米。
十年，弹指一挥间。
伴随着一系列的新发现，冲击和更新了学术界的认识，开拓了研究者的视野。
据我所知，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三峡地区的最薄弱环节。尽管曾有过“巫山人”的惊世发现，但有关早期人类活动的遗存却难以得到确认。近年的大规模发掘为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构建提供了可能。通过高家镇、烟墩包、横路以及冉家路口等一系列旧石器遗址的发掘，三峡地区已基本确立起自距今15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年代框架，为当地旧石器中晚期文化的演化发展，以及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比较详实的物证。特别是沿江旷野型遗址和以砾石石器为基本特征的峡江旧石器所反映的面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内涵和认识。
新石器时代考古在三峡库区，以往的发现多限于瞿塘峡以东地区，人们所了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基本是以江汉平原为核心考古学文化的边缘。通过规划阶段发现的老关庙、魏家梁子等表现峡江地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三峡库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野。1997年以来的大规模发掘，在把研究者的认识继续深化的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在年代上，瞿塘峡以西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已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已知类似丰都玉溪遗址下层那样的遗存在库区并非孤例，而其所表现的与江汉平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点，确定了库区新石器时代基本贯彻始终发展趋势。此后的大溪、屈家岭等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延续着这一态势，巫山大溪、丰都玉溪坪、万州苏和坪等遗址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奉节老关庙、忠县中坝、哨棚嘴等一系列遗址所展示的面貌反映出库区新石器时代较强的地方特点，文化联系的走向一改注重东部江汉平原的趋势，而更趋向西部的成都平原，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史称“三代”的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库区的考古学发现也证明，这一时期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万州中坝子、涪陵蔺市、镇安等遗址都反映了当地考古学文化和东西两端的江汉平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的特点，而许多可能具有“礼器”性质遗物的存在，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的性质发生着变化，同时也表明库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具的位置。就考古学文化因素的表现分析，库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和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性，但两者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经历了夏商时期的发展，大约到了西周阶段，库区的考古学文化已显示了鲜明的地方特征，由巫山双堰塘、忠县中坝等遗址的表现来看，早期巴文化已非其莫属。进入东周阶段可以说是库区考古学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的巴文化不断展现着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云阳李家坝、开县余家坝、巴东团包等一系列巴人墓葬将巴民族尚武崇勇的习俗表现的淋漓尽致。稍晚一些，楚人开始不断向库区扩张，楚文化的西界也不断在三峡库区考古工作中得到刷新，在干流地区，明确的楚人墓葬已达忠县、丰都一带，考古学展示的库区战国晚期的巴、楚、秦文化的格局与变化，无疑是文献研究所难以企及的。
秦汉时期，三峡库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基本已融入全国的大局，和全国的发现一样，三峡库区的汉代遗存也是最普遍、最丰富的一个历史阶段，无数汉墓以及丰盛随葬品的存在，标志着三峡地区又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经历了短暂的秦统一后，巴文化在保持着些许特点的同时很快被汉文化所同化，当然同化的过程也包括着汉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融合或重组，所以三峡库区的汉代遗存在展现了全国大一统态势的同时，也多少带有一些当地的特点和风格。属于这一阶段考古代重要收获，值得一提到还有云阳旧县坪遗址的大规模发掘，通过发掘出土的汉碑以及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明确这里就是汉代的朐忍县治所在。
三国鼎立，三峡地区大部分处在蜀国辖境，就目前发现来看，已知明确的蜀汉遗存大部分都发现在三峡库区，其中忠县涂井崖墓的发现，已成为蜀汉考古断代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尺。而像忠县花灯坟等墓地那样自东汉晚期延续的世家大族的家族墓地也是库区考古的重要收获。蜀汉之后峡江地区进入相对平静的阶段，六朝考古所反映的内涵虽然基本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但无论从墓葬的规模，还是随葬品数量和奢华程度，都比两汉阶段有所折扣，折射了时代动荡的印痕。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青瓷器，峡江地区六朝墓葬随葬的青瓷表现了与南京（建康）地区相当一致的特点。
隋唐以后三峡库区的发展相对比较稳定，唐宋时期的许多诗人在三峡留下的众多名篇，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这一区域当时的状况。以往这一阶段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