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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搬迁城镇和新区的三通（路、水、电）要先行；
三是人才培训要先行。
他认为：“不管三峡工程何时上，早上或晚上，上与不上，都应积极进行。为移民安置需要这样办，就是不为移民，为这一地区的正常发展和及早改变这一地区的长期贫困面貌，也应该这样办。”
李伯宁强调指出：“我对移民工作的这些看法，会有人持有异议。以反三峡闻名的李锐同志，就在新出版的《长江，长江》一书中和最近《世界经济导报》上，向记者公开指名批评我说得太”轻巧“，说”这如意算盘未免打得太惬意“了。”
李伯宁气愤地说：“我在这里只答复他一句，我说的这些意见并不太”轻巧“，”太惬意“。我是经历了几十年移民工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而且对三峡库区移民进行了四年的调查研究和移民的试点工作。我不只一次地走遍了有移民任务的19个县（市），和当地广大干部、移民开过多次会议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共同探讨开发型移民的路子，共同进行移民试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的这些意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信口开河主观想象。请问李锐同志，你做了些什么？你到三峡库区进行过什么调查研究？你和哪个干部或移民谈过什么话？你了解过他们过的生活是怎样的贫困吗？听到过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吗？如果这些都没有做的话，你怎么可以指责库区地、市县领导和广大移民群众，是为了贪图这110亿的移民费”才表示愿意早迁“呢？”
李伯宁说：“李锐同志对移民的观点和对三峡工程的其它观点一样，他认为不行的，别人行也不行。他认为移民”不论中外“，都是”困难重重，困难重重“，就不相信会有克服困难的办法，不相信中央提出的把一次性赔偿改变为开发型移民这个重大改革，会给水库移民开创出一条新路子。不相信别人，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已。”
李伯宁说：“应该承认李锐同志还是比较坦率的，因为他这次没有参加”论证“就全盘否定”论证“。但他对三峡工程宣判死刑的时候，还不得不留一手，他不敢直说永远不修三峡工程，而是说”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这种把”死刑“变”死缓“的作法，就是李锐同志在这次记者谈话中公开承认的”缓兵之计“，实际上还是枪毙三峡工程。不知李锐同志是否意识到，这种主张是不相信我国的现代科学和大批的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水利水电科学家，有能力解决三峡工程所存在的问题，不相信我国治理经济环境可以取得成功，并为兴建三峡工程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同样的，李锐同志大概也不会承认他主张”把三峡工程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这并不是对后代子孙的什么信任，而是对后代子孙不负责任，对历史不负责任，把当代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而把长江洪水灾难留给后代子孙，这会遭到历史和后代子孙遣责的！”
以上反驳言辞，火药味颇浓。原因是：李伯宁“最近”曾又一次到库区走了一遭，那里的人们听说有人主张拖三峡上支流，很恐慌，也很反感。库区移民说，过去三峡工程久拖不决，没人管我们，现在上支流工程，就更没人管我们了。支流都在上游，把投资都摆在那里，万县谁还管？涪陵谁来管？
李伯宁再次调查后回京汇报时作的结论是：“库区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利用，有充分的环境容量可以容纳下全部移民。”
●程子华的“万言书”
在为三峡工程奔走呼吁的众多知名人士中，我不能不在此给大家介绍一位老人，他就是抗战时期就大名鼎鼎的程子华将军。
老将军晚年受中央委托，参与了三峡工程的协调和领导工作。中发（1986）15号文件，确定程子华作为三峡工程协调小组成员，委托他到库区实地考察情况。
1986年9月初，程子华由李伯宁等人作陪，经武汉到重庆至成都回京，一路之上勤问勤记，既找干部也找农民和城镇居民，为今后的三峡工程论证决策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意见。
在武汉，他看了“长办”的三峡模型，听了王汉章副省长的汇报；
在荆州地区，他听了行署专员徐林茂的汇报，并察看了荆江大堤、荆江分洪闸及分洪区的情况；
在公安县，听了县委书记廖永新对分洪区的实情汇报；
在宜昌，听了地、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中华鲟人工繁殖基地；考察了葛洲坝工程及其移民新村；考察了三峡坝址三斗坪并与那里的村民直接对话；
在秭归县，他饶有兴味地视察了移民试点单位——水田坝100多亩柑桔园；还详细询问和了解了“新滩滑坡”情况；
在巫山、奉节、万县、涪陵、重庆……程子华所到之处，绝不满足于领导干部汇报，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坚持到大街上去走一走、问一问，或干脆到乡村哪一个家庭，与全家人“聊天”……与孙越崎老人的作法大不一样的是，程子华既听要求上马的意见，也听反对上马的呼声；既尊重当地干部，更尊重当地老百姓！
更为可贵的是程子华满脑子装着“三峡”回京后，并没有立即发表意见。而是独立思考，将自已的想法和建议用颤抖的手，艰难地一字一句地把它整理了出来，形成了一份长达13000字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移民安置问题”中这样写道：
“中央提出的开发型移民是否能保证安置得好？这么个穷困地区是否消化得了几十万移民？移民人数和投资是否是个无底洞？是否会留下后遗症？经过这次调查研究，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
他说：“原来我认为库区是受害户，他不会赞成修三峡，但我所接触的所有省、地、县和基层干部与群众，却异口同声地强烈要求早定三峡、早定水位、早上三峡、早给投资、早进行移民安置。理由是自1958年成都会议决定修建三峡工程以来，水位不定，工程久拖，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敢在这儿摆项目。譬如，丰都县30多年来国家总共才给了800万元投资；如万县地区10个县，据统计全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141元；云阳县农民纯收入只有116元……”
程子华介绍说：“巫山县委书记周淑权曾归纳过四句话，就是”早定工程早投资，早安移民早受益，我为三峡作贡献，三峡为我谋幸福“。这反映了库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情绪。”
程子华还透露一个信息：“各地、县向我汇报时一致提出：不管最后中央定什么水位，都保证做到在本县消化移民，一个也不外迁。万县市提出要求把规划的移民投资额，由他们包干使用，并且保证能够安置好！”
程子华在报告最后，提出了十分适合三峡库区实际的几点建议。他将这份报告交给中央，同时也奉献了一个85岁高龄的老革命的一片赤诚！
此后，但凡论证会，他都尽可能参加而且艰难地作笔记。有一次晚上，他抱病参加国务院领导同志研究如何结束三峡汇报会的会议，中途心脏病发作，但他坚持要发表了自已的意见才退席。
然而，三峡工程议案尚未在全国人大正式审查通过，程子华便与世长辞了。他的死，引起了许多民志的悲痛。尢其是李伯宁，为了表达自已的崇敬和悲哀，洒泪撰写了一篇《哭程老》的文章，既激励自已，也鞭策来者。李伯宁表示，自已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多作些程老念念不忘的有利于三峡工程的事，以告慰程老在天之灵。”
●匠心独运，张维“制表”作报告
这里还要介绍一位热心三峡工程的知名人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张维。他作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聘请的十二位顾问之一，曾与1986年11月中旬专程到三峡考察，其总结报告中的“移民与水位问题”，谈得有些特别。他将三峡工程及移民、水位方案选择等问题的收集意见，精心制作了一张表，人们看见这张表，就什么都明白了：既明白库区人民的企盼，也明白张维先生的良苦用心！
这张表，是这样简洁、这样地非同寻常（乱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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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怪圈
好几年前，三峡省筹备组专门摄制了一部电视录相片——《穷山的呼吁》。主事者意在如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的贫困现状和心底渴望，以期得到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不料，片子送到北京，许多老革命看了流泪，感到异常震惊。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建国30多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居然还会有全家共一条棉被、大姑娘衣不遮体的穷乡僻壤……
三峡以其雄险奇幽的容颜展示在世人面前，使游客惊叹不已。可当你深入三峡腹地，亲自到库区各地市县走上一遭之后，你定会对那里贫穷落后的状态印象极深。
耳闻目睹了库区人民的衣、食、住之后，你还可以留心观察一下，那里的人们都在干些什么；进尔，你还应该找机会与他们攀谈一下，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抱怨什么。如此，便可以说，你对三峡库区的人民有所了解了。
因为写作的需要和工作的便利，记者有机会经常往返于三峡库区，在那里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从他们的经历和感受里，从他们言谈举止中，使我对“贫困”这个字眼，有了些新的认识：
贫困，不是与生俱来的魔影；
贫困，并不是三峡库区人民自身的过错；
像其它地区的人民一样，三峡库区人民与贫困作过斗凶，甚至付出的心血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