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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深於比兴，即其深於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
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
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
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
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
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
说尔。非於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至於佛氏之学，来自西域，
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於中国，言语不通，没於中国，文字未达也。然
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
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盖其所谓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义指，初不异於
圣人之言。其异於圣人者，惟舍事物而别见有所谓道尔。至於丈六金身，庄严色
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狱阴惨，天女散花，夜叉披发，种种诡幻，非人所见，儒
者斥之为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龙血玄黄，张弧载鬼。是以阎摩变相，
皆即人心营构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诳诬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传，凿而实之，夫
妇之愚，偶见形於形凭於声者，而附会出之，遂谓光天之下，别有境焉。儒者又
不察其本末，攘臂以争，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实也。令彼所学，与夫文字
之所指拟，但切入於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以象为教，非无本也。
《易》象通於《诗》之比兴；《易》辞通於《春秋》之例。严天泽之分则二
多誉，四多惧焉。谨治乱之际，则阳君子，阴小人也。杜微渐之端，姤一阴，
而已惕女壮。临二阳，而即虑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阴柔，三多危惕焉。至
於四德尊，元而无异称，亨有小亨，利贞有小利贞，贞有贞吉贞凶，吉有元吉，
悔有悔亡，咎有无咎，一字出入，谨严甚於《春秋》。盖圣人於天人之际，以谓
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天道，其义例之见於文
辞，圣人有戒心焉。
○书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
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
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
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
史之方圆求备，拘於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
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
《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
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
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
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
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
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书。观於六卿
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
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之文，
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
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於后世欤？汉至元
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
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仪守於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
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
故，杂乱而无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
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
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不知《周官》之法废
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
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
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
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
《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
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
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
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於《周官》，其书不传於后
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
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
《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於
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
《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
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於《诗》、《礼》，《书》亡而入於《春秋》，皆
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
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同
著於篇，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
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
《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
《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书教中
《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讬之者众。周末文胜，
官礼失其职守，而百家之学，多争讬於三皇五帝之书矣。艺植讬於神农，兵法医
经讬於黄帝，好事之徒，传为《三坟》之逸书而《五典》之别传矣。不知书固出
於依讬，旨亦不尽无所师承，官礼政举而人存，世氏师传之掌故耳。惟“三”
“五”之留遗，多存於《周官》之职守，则外史所掌之书，必其籍之别具，亦如
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谓《三坟》、《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别
为一说，未可知也。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如何为五帝之典，则凿矣。
《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
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似逸篇，初与典、谟、
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即
如《职方》、《时训》诸解，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
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识为先王誓诰之遗者，亦
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为删略之馀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诰，
衰周犹有存者，而夫子删之，岂得为好古哉？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
之别记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亦可明《书》教之流别矣。
《书》无定体，故附之者杂。后人妄拟《书》以定体，故守之也拘。古人无
空言，安有记言之专书哉？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
焉。於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
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无其实，而但貌古
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於记言，则孔衍、王通
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忽间长篇文笔，欲
取君上诏诰，臣工奏章，别为一类，编次纪传史中，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是刘
亦知《尚书》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为二，则有事言相贯、质与文宣之
际，如别自为篇，则不便省览，如仍然合载，则为例不纯；是以刘氏虽有是说，
后人讫莫之行也。至如论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难书牍，不异面论，次於纪传之
中，事言无所分析，后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扬、马之辞赋，原非政言，严、徐
之上书，亦同献颂，邹阳、枚乘之纵横，杜钦、谷永之附会，本无关於典要，马、
班取表国华，削之则文采灭如，存之则纪传猥滥，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
杜氏《通典》为卷二百，而《礼典》乃八门之一，已占百卷，盖其书本官礼
之遗，宜其於礼事加详也。然叙典章制度，不异诸史之文，而礼文疑似，或事变
参差，博士经生，折中详议，或取裁而径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则繁复
难胜，削而去之，则事理未备；杜氏并为采辑其文，附著礼门之后，凡二十馀卷，
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史迁之书，盖於《秦纪》之后，存录秦史
原文。惜其义例未广，后人亦不复踵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别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