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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的收费标准
最近报上热烈地讨论买东西时用于包装的塑料袋是否应收费的问题。从前到杂货铺买白糖，多半用一张粗牛皮纸作包装，有时候用报纸作包装。确实，废品回收公司收购的报纸很大一部分都用作包装了。至今一些小城镇还继续用报纸，但大城市几乎全都用了塑料袋来代替粗牛皮纸。
讨论的结果似乎是反对收费的一派占了上风。一位男顾客说，“一两角钱，说起来不是什么大钱，可是现在涨价、收费的名目多了；这也要收费；那也要交钱。”（《人民日报》1994年5月18日第二版）。中国人民享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也免费，那也低价，现在忽然要收费了，连汽车上公路也要交钱。而且锱铢必较，感到似乎吃了大亏，因而喷有烦言，喜欢占小便宜是常人的心理，大骗子、小骗子都利用这一点心理赚了别人。从个人来看，占便宜就是实惠。大便宜是大实惠，小便宜是小实惠。可是从整体来看，此人占了便宜，必有另一人吃了亏，因为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所以任何一种制度性的规定让人们占一点便宜，实际上必定暗中伤害了另一些人。国家不可能靠着大家占便宜而变得富强起来。包装袋收不收费是一种制度，表面上不收费比收费好，可是再往深里想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塑料袋是制造塑料袋工厂的工人生产的。他们通过生产塑料袋创造了财富，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补偿。上面反对收费的那位男顾客也不会主张叫做塑料袋的工人们义务劳动。主张不收费的人大概希望塑料的成本由杂货铺去承担，换句话说，用他们的利润来支付塑料袋的成本，可是第一，杂货铺未必都有利润，有不少铺子还亏钱。第二，如果有利润的话，也是杂货铺的职工创造的，凭什么理由他们要送塑料袋给顾客？别的行业的职工创造了利润是否也要送东西给他们的顾客？为什么要特殊亏待杂货行业的职工？
问到这里，赞成不收费的人也许感到有点理屈同穷了。但他们还可以反驳说：不收费不一定要揩杂货铺的油，他们满可以把塑料袋的成本打入商品价格之内。上面提到的那篇报道文章介绍说，蓝岛大厦的食品部提供六种大小不同的包袋，全部免费。还有许多豪华商场专门为顾客提供奢侈性包袋，也不收费。他们的利润未必低，不收包装费正是为了增加利润，而不是让利给顾客，因为他们早已摸透了顾客喜欢占小便宜的心理。表面上是顾客占了便宜，实质上恰好被别人赚了。
我爱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买东西带回的塑料袋，她都一个个洗干净，收起来，准备再用。可是消耗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家里的塑料袋已经上了百，商店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最后这些塑料袋或者当垃圾扔掉，去制造“白色污染”（大风把袋子吹得漫山遍野，几十年也不会腐烂），或者当废品回收利用。后一种情况当然很好，但精心收集它到废品回收部去出售都要消耗劳动。最好是在开始的时候就避免发生可能的浪费。其办法就是塑料袋收费。这一政策有利于充分利用塑料袋。事实上，注意环境保护的发达国家不少超级市场已从免费提供塑料袋改为收费提供，上年我去维也纳开会时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说到这里，把深奥的经济学中一条根本道理引了出来，即一切商品都要收费，不但要收费，而且收费标准要恰能反映其成本，使顾客能根据其价格决定是否消费它。
按照这个道理，行人和汽车使用公路就应交“租路钱”。因为一条马路代价极高，这个代价只能由用路的人去负担。但收钱会增加巨大的不便，浪费大家许多时间。所以城市道路还没有听说哪个国家收费的。这笔造马路的费用只能由一般的纳税人来负担，但长距离的超级公路则多数国家都要收费，那些没有收费的超级公路继续用吃大碗饭的方法在维持，并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造成的弊端极多。要论证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很长的论文。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收费问题是标准颠倒，一类是该收费的没有收，如塑料袋；或收费太低，如许多大城市的公共汽车，还有邮资（指邮资调整以前），公家的住房。另一类是不该收费的，没有提供服务或并不增加成本的却收了费，或者收费大大超出了成本，成了变相敲诈。电话局对用户设置传真机要收数倍于电话机的费用，其实用传真和用电话所引起的成本是相同的。发达国家中对用户传真机和电话机执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又如出国和回国的健康检查，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项目，而且收费大大超过成本。犹有甚者，邮政局严禁信封中夹寄别的东西，而发达国家的信件中可以夹寄钥匙、胶卷，甚至衬衫、领带。与人方便而于己无损（或损害极小）的事为什么要严格禁止呢？
从塑料袋收费的小问题引出了一批大问题。如果把这些大问题再抽象提高到道德伦理，那么它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不要存心占便宜，但要捍卫你自己应得的权利。
1994年
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收益递减是一个普遍规律，在生产领域和在消费领域它都起作用。它的表述是：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投入增加并不能使我们得到的产出成比例增加，而呈递减规律。譬如在一块土地上增加化肥的投入，所增产的粮食呈递减趋势。到最后，终会达到一点，由于施肥太多，化肥非但不能增产反而造成减产。如果收益不递减，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耕地，专耕一块土地，仅靠不断增加化肥就可满足全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这显然是荒谬的，上面说的是在生产领域，在消费领域也这样。肚子饿了吃一口馒头得到很高的享受。可是吃得多了，这种享受的感觉将减退，这也是产出不可能始终与增加的投入成正比的规律在起作用。设想如果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这将出现什么现象？吸毒就接近于收益递增，因为毒吸得越多越上瘾。换言之，与其他消费相比较，益发觉得毒品给人的享受超过了其他的各种享受。所以吸毒的人会卖掉家产，抛妻弃子，宁可食不充饥，衣不蔽体，毒却不可不吸。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接受了吸毒，一切的人都将忙于种毒品，收毒品，运输毒品，加工毒品，分配毒品，不会有任何人士从事任何其他的活动。这将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所以说，幸亏我们生活在一个收益递减的世界里。
说到这里，我们忽然懂得了何以经济发展要有适当比例。从理论上分析，说到底，是收益递减律在起作用。相反，如果收益不递减，而是永远成比例，甚至还递增，我们就会面临一个疯狂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醉心于单一的消费，而且这种消费由一种极端畸型的方式在生产，譬如全世界只种一块地。然而收益递减律无法用任何逻辑的方法加以证明，所以它只能当作经济学中的一条公理被接受。所谓公理，就是一种假定，从来没有被任何事实所否定，虽然它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明，却能广泛地被接受。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似乎坚持了经济发展要有比例的理论，然而又否定了收益递减律。从表面上看，这种立场并无什么矛盾，但从深层次分析，这种立场是荒唐的。
1994年8月25日
贴现率之争
贴现率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基本概念，它解决了未来经济活动在今天如何评价的问题。贴现率为正值，说明未来一块钱不论是损失还是收益，没有现在的一块钱重要；而且时间隔得越长，未来的价值越低。举例说，今天投资100万元的项目，将来如能收回200万，也不能证明此项投资一定有效。因为如果这回收的200万要等50年之后，今天衡量的价值就远低于100万。这是由于如果利率是3％，100万元存银行。50年内得到的利息也将达338万元（利率为2％的话，50年的利息为169万元）。所以50年后回收200万的投资与存银行得利息相比不值得去做。
投资的机会成本就是这笔存银行所得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对未来评价的扣折称作贴现率。贴现率原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惜款应付的利率。利率为正，或借钱要付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所以止贴现率的概念逐渐被牢固地确立。在改革以前，投资评价不用贴现率，这相当于将贴现率假定为零，把将来的收益当作和今人的收益一样，因而造成资金的严重浪费。现在这种习惯已经逐渐被纠正，只有经济界以外的人士偶尔还沿用老概念。
后来，社会学家将经济贴现率移植到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说明不仅未来的钱在今人看来价值很小，而且将来社会上或个人发生的一切事件今天看来都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社会贴现率高，是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对将来不愿负责任，不守信用，道德水平恶化的一个标志。有不少社会科学家试图分析哪些因素决定了社会贴现率，可能因素有政治和治安的安定、意外死亡率、平均剩余寿命，当然还有经济贴现率。甚至有的学者试图估计出社会贴现率的值。
近年来由于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受到关切，如何处理一代人以后可能发生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