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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社会化是从英国学得来的。英国从1965年到1973年的人年间医院工作人员总数增加了28％，行政辅助人员增加了51％，而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下降了11％，这并非是由于病人减少了，其实英国在这一期间的每时每刻平均有60万人在等待病床。英国政府为了平衡有限的预算和病人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压低医生待遇的办法，结果造成了1983年英国医务人员的大罢工。同时，有办法的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相当于英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这就使得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火上加油。事情总要找到它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近年来私人诊所、私人健康保险、私人疗养院迅速增加。
可是在美国，事情还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得到解决。私人医生要开业，必须得到政府颁发的开业许可证，颁发许可证的工作通常由州政府委托给主要由知名医生组成的专门机构负责，由州的立法机关提出批准许可证的具体条件。确实，名医由于具有专门知识，他们最有资格来判定同行中谁具有开业的能力。但由于市场上无情的竞争力量，这些知名医生有意无意地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以保持原来医生的垄断地位。当然，摈弃市场竞争是以牺牲病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美国医治费用出奇地高与医生的劳动报酬高出一般水平是直接有关的。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参与发放开业许可证的知名医生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因为能够开业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受过正式训练”，而在这些知名学者所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读过书和做过事的显然应属于“受到正式训练”之列。于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究竟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工作，还是在为了本人所在单位，最终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工作便受到了怀疑。这种资格审查的失当，必然妨碍许多有才能的医生获得开业资格，这方面有确实的统计资料作证。这样，不适当的医生开业许可证审批制度不但限制了医生人数量、抬高了医疗费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质量。
从事于崇高目的的职业，而且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医生，一旦脱离了市场的监督，也难免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说明了官僚主义并非是政府官员们所专有的。这种类似于行会的行动方式决不限于美国的医疗系统。事实上，不论是木工、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在中等以上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同业工会。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甚至还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也很难获准挤入这个行业里去。确实，工会对于这种具有竞争能力的对手格外地保持警惕。但这一切的结果都使消费者受到损失——用较高的劳务价格购买了并非是最好的服务。这种工会的超市场力量的介入也在出卖劳力的人群中造成巨大的矛盾。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市场既然不能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剩下的出路就是诉诸法律，甚至诉诸暴力。这一点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法律诉讼和暴力事件中与工会有关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时谋私利、讲关系、开后门、裙带风也在腐蚀这些组织本身。先进昂贵的医疗新发明，急剧抬高了保险开支。由于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新奇的医疗方法不论多贵也有人要用它，于是降低了社会效益，有些更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被压制。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的是教育。美国建国初期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除有各州先后通过了强迫入学法令之外，政府对教育插手较少。学校大多是私人办的，不论大、中、小学多半如此。但以后逐渐展开了所谓“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主要是提供了更广泛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但付出的代价很高，近年又出现了教育质量的问题，使得家长们对此十分担心。
现在美国的学校仍旧是公办私办同时并存。但由于国家用税收支持教育，公办学校大量增加。在1928年，高等学校中公立学校的人数比私立学校的少，到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人数增加了3倍。该年政府直接拨款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己超过了公立加私立高等学校总经费的一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拨款办学之外，还有大笔经费用于教育管理，结果使得学校的控制权更多地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里，尤其在大城市里，由于政府直接管教育，学校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也是纳了税的公民不能直接对学校进行监督，而要通过政府设置的学监来行使此项权利。做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不能通过缴学费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教师们虽然很知道如何因材施教可使教育活动效果最好，可是他们不得不应付学监们的挑剔。而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他们期望，因为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学监们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控制权被剥削，学校的职责也因而改变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教会学生读、算、写，并通过文化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但现在学校还被用来“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族结合”等一些与教育无关的目标。70年代中引起全国大争论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规定（为了消除种族隔离，要求黑白学生混校，规定用校车将孩子送到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就是一个例子。这些趋势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
出路何在
30年代大萧条引起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使得市场机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受到严重的削弱，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注意。但是直到1980年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出版的前后，采取的主要办法还是用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来纠正以前那些一刀切的官僚主义的规定，这种办法实质上是用官僚主义来克服官僚主义，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官僚化，互相抵消力量的无用工作越来越多，有许多统计数字证明，投入增加更多，产出增加得较少，总的情况是效率在降低。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恢复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不但出版了一些书，而且还拍成了电视片，对社会舆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放松管制（deregulation）的势头，例如对石油价格的政府限制已经取消，对飞机运费的管制已被废除，甚至邮政事业也出现了私人承办的机会。这一趋势不但在美国出现，而且波及到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铁路，原来受到的各种定价限制也在放宽，几年来实施的初步效果是好的。但在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里，例如核电，审批的手续还没有简化。
按弗里德曼的主张，他本不是想取消累进所得税，而是希望把这种纠正贫富悬殊的税制当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公平措施，因而其他各种辅助措施就可取消，让市场机制去发挥作用。对于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政府征收负所得税，实际上是给予货币补贴。用货币补贴来取代各式各样的实物优惠，既可保证公平，又有经济效益。他们还主张充分开展保险业务，以此来弥补个人遭受的风险和不测。在这样的组织原则下，社会上也还会有不幸的人，此时私人慈善事业会得到发展。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很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那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年代。只是后来政府承揽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险和救济，私人慈善事业的职能转移给了政府，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没有必要了。
自由派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会不会重演30年代的大倒闭大萧条（那次危机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弗里德曼仔细研究了30年代危机的产生，扩大和结束的过程，他的基本看法是危机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人群中产生的对金融界不信任的气氛传染扩散的结果。在危机中倒闭的一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完全是因为储户不信任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主管全美货币金融）也没有及时作出有力反应而垮台的。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对它的资产作了折价处理，最后每美元存款偿付了92．5美分。这证明它是一家殷实的分行，也证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引起的挤兑是一种盲目的行动，如果储户不盲目行动，7．5％的损失原也不至于发生。群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一窝蜂盲目行动的心理基础，因此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监督金融企业（以及一切企业）的合法经营，一方面是当群众中出现盲目的一窝蜂行为时，应对金融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稳定从银行到一切经济往来中的信任感。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不会重演。政府除管好政治、外交、国防、立法和司法，以及少数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垄断和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之外，其余的问题应留给市场去解决。甚至在少数特殊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政府也要充分估计到干预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外部效应，只有确实了解到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必要的。依他们看，这就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方针。
环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
环境问题
从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历史已远超过1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