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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茅于轼-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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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如此之不易呢?

  产权理论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换。国有企业之间是不可能有交换的,因为大家都是国家所有,干嘛还要交换呢?如果真的出现了讨价还价,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国家所有,而是部门所有,而且这种讨价还价形成不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只有买卖双方缺乏第三者的插足,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信号,只能是买卖双方力量对比的标志。这一分析说明清一色公有制经济必然是缺乏效率的,因为公有制内部不可能有买卖双方利益的对立,不可能有价格的形成,资源的配置缺少了价格信号的引导,必然是低效的。所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最大的浪费是计划中的浪费。

  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不牢靠,通过交换得益还不如通过巧取豪夺得益来得方便。尤其如果对手是一个弱者的话,更没有必要去交换了。由此我们看到,在等级社会结构中交换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交换必须建立在地位平等的自由人之间的竞争基础上。人与人社会地位的平等,最主要的表现是在对财产所有权的平等上(不是财产多少的平等,而是享受握有此种权利的平等),欧洲的市场体制是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才出现的。中国市场制度之脆弱性渊源于皇权的无限制。直到今天,农民在交换中拿到一张白条,农民负担过重(所有权无保障的另一种说法),其根源是农民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我敢说,如是农民地位平等问题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无望解决的。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凡是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才会产生并维持市场制度。相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虽然也有交换的发生,然而却维持不了市场制度。这里可以看到基本人权与市场制度的关系。

  经济制度既然时刻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那么自然会问经济制度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经济制度是人们取得可交换的物质享受(通过或不通过货币)的规则。如果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可以取得货币,货币又能不受限制地交换到物质享受,这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人们买软席火车票要出示等级证明(副教授,处级以上等),光有钱还不行,这也是经济制度,主管进口配额的官员有机会向企业索贿,某些干部的私人消费可以报销,开会时送礼品,单位分配住房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制度。但经济制度不包括人们取得非交换性物质享受的规则,更不包括处理人与人非经济性的权利与义务。

  上面一些例子说明了人们取得物质享受有许多渠道,挣工资维持生活当然是最普通的一种规则,但人们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利益的办法还很多,经济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为什么在中国干部们特别看重评职称?为什么中国的机关都有级别?连和尚都有科级处级之分?为什么单位分房是一场大斗争,有时闹得寻死上吊?为什么中国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农村婚丧嫁娶花费越大?这些都和非要素市场的收入来源有关。

  从制度经济学看,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的一切收入都通过要素市场得到(仅仅除掉社会救济性质的一部分)。过去大家强调“按劳分配”,其实这并不完整。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均衡来分析,非要素得到的收入越多,则从要素市场得到的分配就越少。关于要素市场,已经有了很多议论,但多半是从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关系的角度出发,很少从经济制度的观点出发。我们知道,GNP是要素活动生产出来的,然而GNP 的分配却未必都分给了为生产提供要素服务的人。相反,上面举的许多例子说明在中国存在各色各样的非要素市场的收入。由于由要素生产出的GNP是一个既定的数,非要素市场分配的收入越多,剩下来给要素提供者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前面提到的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与非要素分配有关。一些外国人或中国同胞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回国未许多地方看不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非要素市场的收入分配。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与提供了多少要素无关。GNP的分配并不依赖要素市场,也没有要素市场。因此要素不能充分就业,已经就业的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效率。由于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人力、资源、资金的浪费惊人。改革以后,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房地产市场从无到有,要素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要素的利用率和组合得到改善,使GNP高速增长,然而在这制度演变的同时,不但传统的非要素分配还顽强地存在,而且新发生了许多机会,可以绕过要素市场而获得分配。这几年贪污、走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赖帐、毁约、诈骗、偷抢、勒索、巧立名目滥收费,设置繁文褥节、增设有形元形关卡,这种种现象都与非要素收入有关。这一切机会都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而且对市场经济起着破坏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中国经济就会走上歪路,变为畸形的“市场经济”国家,世界上这类非骡非马的国家很多,他们陷入了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因为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中国的改革目前还充满着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经历着迅速的变动,但当改革的热情冷却下来之后,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制度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依我看来,当今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规则,肃清非要素收入的各种渠道,从而逐步巩固一个新的制度。

  经济制度是一整套有形和无形的规则,牵涉到物质分配的法律条款是有形的规则,改革至今中国人大约颁布了一百多个与经济有关的法律。法律在维持市场规则中的重要性日益为大家所重视,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偏向,认为只要有健全的立法和严肃的司法,问题全都解决了。其实远非如此,无形的规则,包括伦理,传统文化乃至语言规则,都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们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法律的作用。事实上法律是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国家维持立法、司法、检察、监狱,加上私人法律服务消耗了(我们却反而说创造了)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如果百姓没有道德约束,事事依靠打官司,不可能是高效率的。相反,道德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它的执行成本等于零。中国有句俗话:法不责众。说明大家不认为是违法的事,定了法律也是枉然。中国百姓历来认为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无主之物,人人可以据为己有,并不犯法,所以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法令极难贯彻。说明法律并不是十分可靠的规则,相反,每人心中判断的是非标准,却是一条无形的雷池。而且虽不犯法却影响经济效率的事例无穷无尽,都只能靠道德来约束。例如开会迟到并不犯法,但浪费了时间,降低了效率。这些事例都要靠道德来约束。在改革过程中不研究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而只醉心于法治,是舍本求未。法律最好是看而不用,没有人犯法,才是理想。

  美国经济从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一场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运动。航空、电讯、天然气、铁路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我们必须分清的是,解除管制只是对经济活动而言,而绝不可扩大到对市场基本规则的放松。然而什么是活动本身,什么是基本规则有时是很难区分的。中国的情况有点反常,即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而对市场的基本规则反而管理不力。近几年实际的犯罪率大幅度上升,强盗竟敢在火车上行劫,更不用说汽车、轮船了,只有飞机上还没有出过事。农村的治安问题更是严重,国务院不得不专门开会讨论农村治安。治安出问题,人身安全部得不到保障,何况身外之物的财产呢!财产权没有保障,何来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制度。政府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管理这个制度的经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高效率的制度,也很少有人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指出这个制度的缺陷。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制度仅仅在生产上具有高效率,同时却培养了消费中的严重浪费。市场制度使企业追求极大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任何浪费都可能转化为利润,而且同行业的竞争使浪费难以长期存在下去,但市场制度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产品卖出去了,事情就到此结束。广告和包装中的一部分成本就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消费所花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家里充满着从来没有读过的书,没有拆封的杂志,只穿过一两次的豪华服装,积满灰尘的摆设,或式样过时的首饰。这些东西当时之所以买了下来,多半是被那诱人的广告,或莫名其妙的个人占有欲所驱动。事实证明,他们不买这些东西,生活质量并不会有多少影响。相反,节约资源反而能使地球上每一个人生活得更舒适一些。美国人人均能源消耗是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也采取美国式的市场制度,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上的资源过不了几百年就会消耗殆尽,我们希望人类在地球上还能生存几万年甚至更长,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资源大部分回收利用,人类用现在这种经济制度所支持的生活方式将不大可能超过一千年。当然,按照热力学第二定义,非但人类终有结束的一天,宇宙也有它的极限。但我们什么时候耗尽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大程度与人类社会采用什么经济制度有关。许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资源有限和地球环境容量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大多数人寄希望于新技术的出现,很少有人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经济制度。这一持续发展的制度要求不但消除生产中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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