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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十二月四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乃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迨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牵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义，出长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于袁氏来作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虚位原以待袁中山变成黑马
因此，在两方紧锣密鼓，各议其议时，历史家还得略叙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简单的说来，那就是袁世凯政治权力的迅速窜升，十一月十六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寇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往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下，更不愿受大位于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这一套在现代西方政治圈中的术语，叫做‘征调’或‘拉夫’（ draft ），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这对他个人来说，那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那个黄正黎副，又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革命阵营中这时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之间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当选成第一任（那时叫‘第一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孙文嘛。论功，论德，袁世凯怎能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呢？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啊。
以孙文为首的政府架构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中山就是了。但是章疯子只替历史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事实上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一九一二年以后至今未变也。毛泽东曾说过，千载犹行秦制度，似嫌不太确切。他如说百年犹行孙制度，那就更为正确了。自民初迄今政党起伏，英雄生灭，而政府之基本架构未变也。
笔者曾根据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过，武昌起义时，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中国餐馆‘打工’维生，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之后，乃兼程回国。途中并在华府、伦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却未获分文之助。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香港。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赶来香港相晤，并以北方情形复杂难料，劝孙留粤。孙不可，且反劝汉民与彼同去上海。二人于二十五日抵沪，四天之后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绝大多数，当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也就变成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由真正选举选出来的最高当国者。随后黎元洪亦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附注：当时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黄兴亦得一票，传系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为黄之母省；江浙代表多系光复会旧人，与中山有隙而亲黄。）
总统直辖的十部总长
前节已言之，在最早的学习美制时期，民国政府里是没有国务总理的。美国制是以国务卿（ Secretary of State ）为中央各部之首。战乱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则稍事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众望所归，这一首要位置就落在黄兴肩上了。且将临时政府组织与负责人，列表于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人，四十六岁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秘书长：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三十三岁
陆军总长：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八岁
次长：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二十八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字赞侯，福建人
次长：汤芗铭，字住心，湖北蕲水人，二十五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次长：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武昌人，二十七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五十二岁
次长：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三十六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四十二岁
次长：王鸿猷，字子匡，湖北咸宁人，三十四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字秩庸，广东新会人，七十岁
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中山与黄兴等干部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总形势，原是个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与历史取胜。孙公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说他带回华侨所捐钜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间，孙公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孙公除声望之外，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和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需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做‘伞兵司令’）是很难，甚或是无法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且至今日，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蒋介石的‘浙陆黄一’，不用说了；毛泽东的‘三湾子弟’，红一方面军利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邓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党指挥枪？牛皮也。毛公、邓公所指挥者，皆子弟兵也。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 Fondulistic remnant ），在历史转型的程序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希望这一军事转型，在李登辉、江泽民两公领导之下，于下一世纪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两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两公皆是绝顶聪明之人，断不会走回头路，因此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头，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个为将的必需。‘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就是个光杆司令，夫复何言。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二人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人亦有反对声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或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