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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则振振有辞地告诉代表：“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子玉”即吴佩孚，“老帅”即张作霖）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书屋》今年第六期曾以亮的文章《乱世飘萍》谓北京新闻界营救者以杨度为首，不知有何凭据。其实，杨度是参与了此后营救李大钊的活动，他与营救邵飘萍并无关系（顺便提一下：由昝爱宗等编写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北洋政府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这也不是事实）。据当年《申报》所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位代表是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和汉口《正议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所组成。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氏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各代表再三解释，并恳求张本夙昔尊重舆论之善意，将邵开释，或永远监禁，以保全其生命。张谓余情愿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各代表恳求至三小时之久，张当笑谓：余与郭松龄情谊之笃，世无伦可比，郭尚因他事犯罪，余亦可牺牲一己，与其私逃，但其前次举动，余实无法援助，及出兵讨郭之际，余尚致其一书，谓‘尔前谓我战术参差，今度且看如何’，又致郭夫人一书，谓：‘彼此此后不能复为跳舞之戏矣。’张又谓：‘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云云。’时张氏亟要赴齐燮元之预备会议，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悒悒而出，后又各以私人交谊奔走各方营救，但仍无效。”奉系军阀必杀邵飘萍而后快，即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不妨顺便来说说张学良。由于张学良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其早年枪杀邵飘萍一事遂不大为人所提及（或仅用暧昧的“北洋军阀”一词道及）。其实，正如当年张学良会见众说客时所说，他与邵飘萍夙有私交。在郭松龄倒戈时，邵飘萍还在《京报》上规劝“父让子继”，即希望他以少帅的身份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由此改造东北的政局。这当然是当时的张氏父子所深为忌恨的。于是，一旦其率兵开入京城（张学良作为先锋首先入城），杀邵就是必然的事了，而“赤化”更是其人必死的一桩罪名（后来又以此杀了李大钊等）。这正如当年人们追问杀害邵飘萍的主谋，是当时正在京城的张宗昌呢还是张学良？张宗昌曾自称是“老粗”，毕业于“绿林大学”，自有“游戏规则”，于是也就不会理会现代政治文明和法律，一如邵飘萍之后林白水的死，仅仅是由于一篇丑诋他人“肾囊”的文章；而翩翩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呢，且不说他与邵飘萍的私交，一个敏感于时代潮流的人物，且“比较有深谋”，然而正是有人一语道破：“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的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1〕当时中共人士赵世炎也在文章中批评张学良不能顺应历史幡然悔悟，却继续为虎作伥：“张学良因为是‘他的父亲的儿子’之故，在北京威风凛凛的检举赤化、搜查学校、钳制舆论。”〔2〕
彼时张学良，一军阀耳，今日史书何须对此加以避讳呢？此外，此前虽说是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但对新闻记者公然不经法院审判而夺人之命，邵飘萍之死却是首开先例。这也只有“绿林”出身、赳赳武夫的张作霖父子才做得出来。因此，后来民国资深老记者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称：“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或云当时杀邵的动议，也有直系的吴佩孚，此前曾与避居六国饭店的邵飘萍通过书信的黄浚称：事后他曾致信给吴佩孚的幕府、秘书长张其钅皇，询问此事确否，张答：“初无此念。”可见吴是在有了杀邵的动议之后才附议的。那么，山东军阀的张宗昌执意又要杀邵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奉鲁联军攻入北京之前，曾派飞机轰炸，邵飘萍则在报端嘲笑其“投了九颗炸弹，炸死一只小鸡”，于是招忌于张宗昌〔3〕。此姑妄听之可也。
注释：
〔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2〕赵世炎：《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3〕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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