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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
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正在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举人会试。噩耗传来，应试的举子们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联名给清廷上书，“力言目前战守之法，他日自强之道”。这份为清廷“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的《万言书》，大胆提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的改良主义主张。可是，清廷却视之如虎，闻之变色，以致“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而提前“盖宝”批准了《马关条约》。梁启超没想到拳拳爱国忠心竟会落得如此结局，不禁愤而疾书：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公车上书碰壁后，梁启超没有气馁，仍然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其间，他所创办的《时务报》因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而“震动了整个帝国”。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协助康有为游说于日本等国政府，进行所谓“勤王”运动，以恢复光绪的帝位。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流亡日本，当得知梁启超、康有为也在日本，曾多次托人前来，商洽两党联合大计。可是，康有为却以两党宗旨不合，一直将孙中山拒之门外。只是由于日本友人犬养毅的一再撮合，康有为碍于情面，才不得不让梁启超前往会见孙中山。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才有了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机会，他们都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梁启超基本认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意识到改良主义的主张是过时的、不适宜的。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唯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与康有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不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自此，他与孙中山经常来往，“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梁启超还集结了改良派中的十三人，即所谓“十三太保”，共同谈论革命。他甚至背着康有为，和孙中山共商组党之事。当有人指出康有为将要出面阻挡时，他却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
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而年间函札数万言。”他没有为康有为所左右，仍然维持与革命党的合作关系。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他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堂，专门培养军事骨干。1899年冬，大同学堂学生林锡圭等受他的指示，随唐才常回国。次年春，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又改名自立会。这个组织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也由梁启超改为“救国自立”。唐才常还组织自立军起义，并推举梁启超为自立军总指挥。而这场所谓“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复辟”的勤王运动，很快便被慈禧太后镇压了。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情绪曾一度低落。然而，当面对整个中国暗无天日、风雨如晦的政治局面时，他的战斗意志又被激奋起来。于是，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后，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认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康有为没能说服梁启超，心中不甘，便指示他去美洲考察，其途中活动均有美洲的保皇会安排。梁启超也乐意去美洲游历，以考察美国的共和政体，想用事实说服乃师康有为。1903年2月，梁启超在两名侨商的陪同下，由日本横滨乘远洋客轮开始其美洲旅程。这天正是他三十岁生日。但见海上风波不兴，碧空万里，海鸟低回，景色宜人，可梁启超却长吁短叹，颇为神伤。他回首十年来奔走变法维新，竟大失所望，不觉扼腕长叹：“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一事未成已中岁，海云凝望转低迷。”
一路行来，梁启超受到侨居美国各地的中国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讲演，必有成群结队的保皇会员前来聆听。他怎么也想不到，海外华侨会如此虔诚地认同保皇会。梁启超的意志开始动摇了，因为梁启超毕竟不是个彻底的革命派，虽然他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共和，但那也是有条件的，即只革慈禧的命，仍要把光绪作为“明君”看待，甚至想到革命共和成功后，光绪也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整日生活在如此沉迷的保皇氛围中，梁启超招架不住了，思想感情终由“革命”、“破坏”倾向保皇。他说：“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
梁启超在美国考察时，西方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博爱，曾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然而，当将美国共和制和英国君主立宪制进行对比后，他又认为美国政治比英国政治更为贪黩、腐败。况且，英国对美国殖民时，议会民主政治方在美国生根，人民才开始培养自治的习惯，才具有运用民主政治的能力。所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要比美国的共和制优越。当到旧金山的华侨社区考察时，他发现那里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远不如当地的白人社区，且逢华侨会馆选举时，更屡有凶案。梁启超由此认为，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共和制国家里，华侨尚且如此，而在背负着几千年专制集权统治的中国，就大多数国人教育程度和人格素质而言，是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他慨然断言：“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梁启超终究是个改良主义者，即便在他最激进的时期，其所宣扬的“革命”、“破坏”，也是有着特定的内涵的。他在《释革》一文中就是如此解释革命的：“易姓者固不是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这就是说革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易姓，不能改朝换代。革命只是针对慈禧等顽固派，万万不可革清朝的命，光绪还是应该存在的。不久，梁启超又发表文章说，革命应提倡预备精神，应将革命放到将来去完成。访美归来后，他已经视革命为异端，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革命有“七大恶”，认为革命必乱，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会带来恐怖，让人民遭殃。
梁启超政治立场的转变，自然引起朋友的诧异，有人说他是标新立异而“好名”。梁启超撰文辩解说，几年前，自己确实信奉“革命”和“破坏主义”，可是，既然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霍然自见其非”，也就自然要服从真理，而不能因图虚名而妄谈革命。梁启超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欢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他与同盟会骨干各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进行激烈的论战。在长达三年的政体论战中，他满以为能说服这班革命分子，可是没想到，“数年以来，革命派盛行国中……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梁启超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主动挂起免战牌。“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回首几年来的政治活动，竟如此艰难坎坷，他不禁凄凉怅惘。
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梁启超闻之情绪激昂。因为他的将中国分为两步走，即先期实行“开明专制”后期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设想已经应验了。他主动为清廷御前会议草拟了《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给中国的“君主立宪”构建了总体框架，即君主（皇帝）为国家元首，有着至上的尊严，国会则在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梁启超认为两院制最适宜中国。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选、蒙藏议员组成，下院（右院）由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这位以中国的“宪政灵魂”自居的政治家，正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要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民主共和政体，但是，他作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面对已然形成的历史事实时，是决不会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民主共和仅是国体，倘能在这种国体中推行立宪政体，才是自己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并转告国内的立宪党人。
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出卖改良派而官运亨通以来，他们之间积怨日深，一直没有化解。梁启超曾制定“以倒袁为先”的方针，揭露和挞伐袁世凯。如今，清王朝已成日薄西山之势，袁世凯却手握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梁启超和立宪党人要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就应该修正“仇袁”方针，由“仇袁”变为“和袁”，其目的正如他所说，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而袁世凯更想利用梁启超的声望，装点自己的政治门面。为此，他甚至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