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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至1938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信被加注的评语都是：把这些青少年赶出莫斯科去，以免让外国记者和外宾看到这么多被抛弃街头的孤儿”〔15〕。
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苏联重工业部副部长）、拉狄克（苏联《消息报》副主编）、叶戈罗夫（苏联元帅）、埃德曼（苏军上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丘巴尔（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艾赫（苏联农业部部长）的年幼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经成为孤儿）都被“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收容了。这些孩子不断向苏共中央写申诉信已经让“上面”感到很头疼。“上面”经研究，最后决定将他们送交卡申科儿童精神病院暂时“托管”。该精神病院隶属“格伯乌”，“人民公敌”的孩子们在这里继续受到各种虐待。这些孩子经常因“违反院规”而遭到毒打，不少儿童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著名记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疗”中被治疯了，皮达可夫的孩子因对参观团说“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后转院送走，后来下落不明。最可怜的是布哈林的养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岁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妇被捕时因拦救他们被保安人员打伤，送卡申科时身体非常衰弱。“当安德列得知他的养父已被枪决时，他在厕所里上了吊。这孩子已经预见到了他的早亡。”安德列决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体同伴叫来，向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反正是活不长的。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从这个罪恶的国家逃出去，要告诉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苏联是个什么样的国家，甚么是苏维埃政权……”〔16〕拉狄克的侄儿鲍利斯·索贝尔松的个人悲剧仅次于安德列·布哈林。鲍利斯·索贝尔松是个非常纯真的孩子，他在卡申科反复说要相信党和斯大林最终会了解我们的冤情的，“他提议给斯大林同志写一封详细的‘公开信’，另抄一份寄给《少年真理报》编辑部……”鲍利斯·索贝尔松在1957年获得平反，他收到平反通知书的第二天就自杀了〔17〕。
如果悲剧只限于高级党政干部的家庭，那还不能证明斯大林人性已经变异。沃尔科戈诺夫说：“根据我在档案馆发现的一大堆并非总括性的而是‘中间的’数字，我作出如下的统计。在1929年到1933年间进行的农村‘革命’（注：指消灭富农运动和强迫集体化）中，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八百五十万到九百万农民被镇压。……从1929年到1953年总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万到二千二百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不包括战争年代）。其中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18〕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年至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
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
……
斯大林是典型的“世界观完整、人性缺失”的例子。将斯大林这样的革命者推上最高领导层，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极大。苏联红旗落地时没有人民挺身捍卫，车臣与俄罗斯的民族仇恨至今结成了死结，俄罗斯转型期大部分国有资产被寡头们瓜分了，俄罗斯的新纳粹人数居全世界第一位，许多前共青团员成了新纳粹……凡此种种，据说都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错。这说不通——这些恶果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埋下了。
童年时的斯大林是很不幸的，儿童可塑性最大时期的斯大林生活在无爱环境中。他的父亲是一个整天醉醺醺的鞋匠，一喝醉酒就毒打老婆和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不日以继夜拼死拼活地干活，勉强养家糊口”。斯大林从小尝够社会的势利眼，除了母爱，这个社会没有给过他其他爱。如果他的童年始终生活在母亲身边，他的幼小的心也许会多些温暖，冷酷的种子也许在他的心灵扎不下根。可是母亲的一个错误的决定抹去了这种可能性。为了让心爱的“索索”（斯大林小时的爱称）“能够出人头地”，母亲将九岁的他送进了儿童教会学校（寄宿制）。十九世纪俄国的东正教学校是非常愚昧落后的，这种学校与其说是培养对宗教的热爱，不如说是培养对宗教的仇视。死记硬背、体罚、禁止读课外书（包括所有文学名著和进步书籍）、动不动关禁闭……东正教没有经历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改革是俄国的不幸（东正教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精神更新”）。因此，“索索”在教会学校没有学到对世人的悲悯，却学到了更多对世界的恨……一颗幼苗在歪歪扭扭地成长。
投身革命运动本来对斯大林来说又是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早期革命者中不乏人格高尚的人，斯大林与他们耳濡目染，心灵自会受到熏染。不幸的是斯大林刚涉足革命一两年就借到了一本恶书，它的书名叫《革命者教义问答》。这本书大名鼎鼎，一度被称作“俄国革命的圣经”。斯大林才翻两页，就像中了魔似的被它吸引住了。这本书到底讲些什么呢？中国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据俄苏问题专家蓝英年先生说，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极力主张重印《革命者教义问答》。不知为何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使得苏联自建立至解体始终没有重版过《革命者教义问答》。大概现在除了克里姆林宫档案库外，全世界没留下几本《革命者教义问答》。不过它有一些零星观点或片断语言散落在不同的书籍中（笔者早年见到，惜乎没有做笔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蓝英年的《寻墓者说》各有摘录，我们试用概括的方式将这些内容综述如下：〔19〕
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家组织在关键时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谋，可以夺取国家政权……革命者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全力培养一代新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大多数旧居民都要被消灭掉，以免妨碍新一代俄国人全速奔向社会主义光辉未来……
《革命者教义问答》的作者是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纪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以他的真实故事为蓝本，写了著名小说《群魔》。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厌恶涅恰耶夫，这与马、恩后来同情民粹派的其他活动家简直是天壤之别。不过涅恰耶夫也获得思想界不少人的肯定。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并非如《群魔》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欲望不择手段的魔鬼，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英国思想家伯林认为涅恰耶夫的政治主张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托洛茨基有相似之处〔20〕。伯林甚至认为涅恰耶夫与另两个俄国革命家特卡乔夫、皮沙列夫“都成为列宁的先驱”〔21〕。
涅恰耶夫的名声最早是在青年中传播开来。1871年，涅恰耶夫因凶杀案（指挥杀害地下组织中的动摇分子）受审。在法庭上，涅恰耶夫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沙皇！打倒专制制度！自由万岁！”在法庭外等候的青年们与他一起高呼口号。中学生查苏利奇（即十多年后马克思写信给她的那个查苏利奇）为了寻找自己的“一盏明灯”关在何处，曾与涅恰耶夫的妹妹（两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女）一道，天天去眺望彼得堡各个要塞的窗口。这个近乎天方夜潭的举动居然获得了结果，一天涅恰耶夫将一张写有“我关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字条从牢房窗口扔出去，居然被查苏利奇拾到。涅恰耶夫关在何处的消息传开后，使得青年学生们纷纷来到要塞前瞻仰“涅恰耶夫之窗”，慌得沙皇政府赶紧将他转移到另一个更秘密的要塞去。因为涅恰耶夫特别能唤起群众的崇拜情绪，他在彼得保罗要塞坐牢的十年间，狱卒们争先恐后地为他传递密信，仿佛他是要塞的司令官，换了多少批都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斯大林一边学马克思主义，一边学涅恰耶夫著作，这是多么奇怪的组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称涅恰耶夫是“黑暗旗帜”，“涅恰耶夫世纪”俄罗斯将笼罩“无边的苦难”。别尔嘉耶夫认为涅恰耶夫是“一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和献身于革命理想的人”。列宁认为，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部《群魔》，革命者就忘记了涅恰耶夫不公平，以致“完全忘记涅恰耶夫具有组织者的特殊才能，到处都能进行秘密工作的特殊技巧，把自己的思想纳入震撼人心并永生不忘的表达的本领”〔22〕。
三个人都在评述涅恰耶夫，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革命家。他们之中谁的思想更深刻？今天看得很清楚，文学家的思想最深刻！
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为了崇高的目的，无论多恶的手段都允许采用，那么“革命”的合理性又体现在哪里？革命应否从一开始就要注意人性？涅恰耶夫对后代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注释：
〔1〕〔6〕姜长斌、郭建平、王坚红、左凤荣：《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46页。
〔2〕〔3〕〔14〕（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53、422页。
〔4〕（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李荫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