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缋詈柘榈榷运筒惶顾ヒ飧帷�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著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其旧部及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影响。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其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例如，袁就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看过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自己到经界局是敷衍自己，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在此也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各种组织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蔡锷韬光养晦，一方面“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及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他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由自己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十二个将军列名其后的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所写，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蔡锷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29〕但袁对蔡锷仍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找电报密码本。而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而关于蔡锷离京一事，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30〕。其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其中1915年11月22日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同意：“著给假两月。”〔31〕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32〕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的手掌之后寄出的。而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33〕。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34〕。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他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之时，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35〕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的行为，并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36〕此前，蔡锷曾表示袁世凯对自己“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37〕。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所以，蔡锷之起义反袁，是为了公义，为保卫民国，“为时势和良心所迫”，不能“兼顾私情”，因此，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38〕他更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39〕好友石陶钧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40〕。陶菊隐也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41〕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蔡锷也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蔡锷举兵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因，还可以从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了自己的军国民主义理想。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包含了富国强兵之义，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蔡锷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的话：“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蔡锷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42〕。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见一斑。当然，蔡锷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头脑的，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43〕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所以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因为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非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不愿做军阀，这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蔡锷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44〕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是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的，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
三、蔡锷与唐继尧
唐继尧：“滇中已有计划，请公南来。”
“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45〕这从1915年12月19日蔡锷给梁启超信中的叙述也不难看出。蔡锷抵达昆明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46〕。此前，因为袁世凯即将称帝的消息传来，云南军人不稳的谣言四起，“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至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每石由三元涨至四元余，其他物值亦逐日加昂，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慨……）”〔47〕。
1913年10月蔡锷进京前夕，他推荐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在云南不仅得军心，而且得民心，云南人道路传闻“蔡将军在，吾滇何至于此？”有人说唐继尧“忌蔡甚深”应该不虚，但唐最后同意起义反袁，固然是迫于云南“舆情尤为愤激”的形势，不得不然，同时，参加过同盟会、身历辛亥革命的唐继尧也并不认同袁氏称帝。
蔡锷离京前，当时在他身边的袁家普曾不无担心地问他唐继尧的意思不知如何，他则泰然回答说：“无碍。”〔48〕一方面可见蔡锷心中无私，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已成竹在胸。蔡锷对人说过，唐之为人“沉毅豁达，勇于任事，不愧血性男儿”〔49〕。否则他也不会一再提拔唐。先是在辛亥之际蔡锷任唐为云南北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