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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周时代，国家是贵族政体，各自为政，国家收入和君主私人收入混在
一起。秦汉以来，随着官僚政体的出现、国家机构的发达，以国家为主体的
财政活动就日益发达重要，同时汉朝正处在这种新财政体制的确立时期，皇
帝不仅是一国政治的最高权威，而且依旧是最大的封建主，所以还保持着私
家财政这一特色，两汉财政更因此成了上述两种系统相混合的过渡体制。
就两汉皇室财政而言，其专门管理机构是少府。皇室财政有专属的、不
归国家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山川河泽之税、市税、口赋、苑囿池籞的收入、
公田收入等几种。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逐步确立和发展时
期，土地私有关系正在扩张，但毕竟不能全面取代旧有土地制度，而且因为
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不是特别稀缺，所以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公有地，尤其是
山林川泽，这些在当时名义上视为皇帝个人所有，山川的出产都归皇室，民
间若樵采渔牧，要向少府纳税。山川出产矿物，两汉政府正是在这一基础之
上确立起盐铁专营垄断的制度，来排挤民间经济。皇室财政的收入主要用于
君主私人消费，包括膳食、被服、器物、舆马、医药、戏乐等日常开支和对
臣下的赏赐等，不包括宫殿园陵这些土木工程的费用。
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有：田租、算赋；更赋；算緡、算车船等工商税；
盐铁专卖和榷酤、均输所得；出卖爵级所得等。其中盐铁专卖前面已有详述，
榷酤是对酒类实行专卖，均输是指官府将各地贡纳的实物由专门机构管理，
贱买贵卖，以平抑物价，谋取市利。租、赋，后面还要谈及。总之，汉代国
①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3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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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对民间的税收，官营经济如盐铁、榷酤也是重要来源。
两汉财政支出，主要有官吏俸禄、土木和祭祀之费、国防开支等。军费开支
浩大，两汉王朝屡次对外用兵，常常使国库虚耗，民力穷竭，对经济发展危
害很大。
两汉财政总的收入规模及帝室、国家收入的比例多少，我们只能从古文
献中挖掘到一些零星材料，西汉末年的王嘉和桓谭都讲到这个问题。据王嘉
说，汉元帝时中央财政有四十万万钱，而皇室收入合水衡、少府之钱有四十
三万万多；桓谭说汉代国家财政收入有四十余万万，而少府收入有八十三万
①
万 。上述数字，恐怕不全适用于整个汉代财政，但无论如何，帝室财政规模
之大应是无庸置疑。
（2）税收制度
两汉时期已有规模庞大的财政体制，因而其国力强盛、向外发展也就不
乏基础。作为两汉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税收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对中国
古代经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租是针对两汉农业生产和农民征收的田赋。税率一般是十五税一，也有
三十税一，按耕地的收获量计量征取实物。算赋、口赋是人头税，算赋是对
15岁至56岁的成年男女征纳，每人120钱，口赋是对7岁以上的幼年儿童
征纳，每人交23钱。汉代税制有重赋轻租之特色，赋的收入数额是租的一两
倍，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田租、算赋和口赋之外，汉代
编户齐民还要服徭役或交代役钱，即力役之征。汉律规定，凡23岁至56岁
的成年男子，除一生中要服2年兵役之外，还得每人每年在郡县服役1月，
若不愿服役或身体有残疾，则按规定交纳代役钱三百，即为更赋。更赋类近
于人头税，且每年必征，数额不在算赋之下。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两汉税收中，按人口征纳的赋税要比按田亩征收
的赋税重要。除田租外，两汉其它赋税一般都以货币交纳，所以两汉财政收
入的主要部分是钱币而非实物，这称得上两汉财政收入的一大特色，也反映
出货币经济的发达。
为了保证税收的完纳，汉朝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严密的组织和制
度。中央有大司农掌管钱谷币帛，还有专门的赋税机构“算府”。基层设有
“循算使者”、“啬夫”、“乡佐”等职，专门执掌赋税的征收。每年纳税
都有规定好的时间，按时开征，并且要验核各家的人口、资产，严防偷漏。
现存汉简中就有征收算赋的簿记文书，登录内容详尽具体，足以说明汉代税
收体系的发达。
从基层征收上来的赋税，由各郡国管理汇总，再向中央上调或申报。郡
国设有管理财政、赋税的专门官员，叫上计吏，负责向中央申报财赋情况，
这种上计制度确保了中央政府对财政和税收的有力控制。
① 《汉书·王嘉传》，《太平御览》卷62731，恒谭《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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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
1。城乡经济的衰落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东汉政府财政困难到发不出官僚俸禄，
农村土地抛荒，流民四起，社会危机正不断酝酿成熟。公元184年爆发的黄
巾起义及其后的董卓之乱，终于给东汉帝国带来崩溃的局面，混战割据取代
了统一集权，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经济全面衰落。
（1）城乡经济的衰落
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往长安，强迫洛阳数百万人口一
同迁去，放火焚毁了洛阳城，洛阳周围“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董卓死后，
长安大乱，董卓部属互相攻杀，关中又落入浩劫之中。据《后汉书》记载，
汉献帝刚到关中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
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赢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汉献
帝自己也不讳言当时全国军人割据、互相争战的混乱黑暗局面，承认“今海
内扰攘，州郡起兵……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
①
顾他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陋困苦，亦已甚矣。” 战乱之下，东汉人
口锐减，或死于兵灾，或死于饥饿和疫病。当时屠城杀人之事举不胜举，像
董卓烧洛阳城，其部将毁长安城，使中国古代两座最大的城市沦为废墟，不
见人迹。公元193年，曹操攻徐州，杀男女数十万口。军阀袁术驻军江淮，
“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自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
三国鼎立之势形成这19年中，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成了战场，两汉帝国
几百年内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在纷飞战火中化作了缕缕青烟。
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期，社会经济有所恢复，但仍不能与两汉盛时相比。
魏明帝太和年间 （公元227年—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
②
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以魏国全境户口与汉时
一州人口相比，魏尚不如。当时魏、蜀、吴三国人口总计只有不到8百万人
口，较之两汉最盛时的5千9百多万人，实在相差悬殊。即使这部分恢复也
不能持久，西晋统一不到40年即被北方少数民族武装灭亡，北方出现十六国
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社会经济一落千丈。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地区遭到
严重摧残，“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往昔城邑，如今墙宇颓废，蒿棘成
林，荒草丛生。许多汉族地主豪强，带领宗族设立坞堡垒壁，每个坞堡既是
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单位，又是割据的政治军事组织。老百姓不得不投
靠这些大大小小的堡主，沦为依附农民，市场交换关系即使存在，也是被限
制在极小范围内的实物交换。钱币成了罕用之物。
（2）货币关系的萎缩
中国货币经济，自春秋战国发展以来，到两汉达到兴盛，随着汉帝国的
崩溃，货币经济也一蹶不振，交换活动日趋萎缩。这种经济演变首先反映在
金属货币逐渐退出流通环节：
西汉时，铜钱是国家收入的大项，朝廷各种支出也以用钱为主、东汉继
承了五铢钱作为货币，但同时也少量使用布帛。东汉末年开始，实物取代了
① 《三国志·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
② 《三国志·魏志·杜恕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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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铜钱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谷帛取代五铢钱始于董卓之乱，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废五铢
钱改铸小钱，他用洛阳、长安的铜人和坏钱作为铸材，所铸小钱，没有轮廓
文章，不便使用，于是引起通货膨胀，“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
铜钱在当时虽是罕用之物，却并非完全绝迹，但是统一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复
存在，流通的钱也很混乱，恶铸私钱甚多，魏晋南北朝各代货币使用情况如
下：
三国时代，魏在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恢复五铢钱未成功，明令
百姓以谷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