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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措施来实现：在工业组织的人群方面和社会方面进行训练，培养“倾听”和咨询的技能；以及承认和理解社会规范的非逻辑方面。正如梅奥所察觉的，人群问题在于，管理者认为工业问题的答案在于技术效率，而事实上它是一个社会和人群向题。
①梅奥：《人类问题》，第128…131页。
②同上书，第166页。
③同上书，第177页。
群氓假设埃尔顿·梅奥所关心的是工业文明的人群、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在他从事生产性写作时期的绝大部分，却处于一个经历巨大冲突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的特征是经济不景气、战争和社会不安。他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原子弹在这个时侯的来到，要我们既注意到我们的成就，也注意到我们的失败。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顷刻之间毁灭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有条理地着手进行工作，吸引各种各样的团体和国家在文明的事业中进行协作。
将要毁灭文明的并不是原子弹。如果文明社会不能明智地理解什么东西能促进协作，什么东西会阻碍协作，……它将毁灭自己。“①梅奥在其《社会问题》一书及以后的《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②中关心的是，在以人和物的大量堆积为特征的大规模生产社会中，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未能提供有效的人群协作的手段。对于技术进步和物质生活的过分强调达到了忘记人和社会生活的程度，这会导致文明的衰落。梅奥追究这个问题的原因，认为是由于错误的经济和政治理论，并把这归咎于大卫·李嘉图及其”群氓假设“。按梅奥的看法，罪魁祸首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李嘉图对社会的解释：”1。自然的社会由一群无组织的个人所组成。
2。每一个人都按着能达到自我保存和实现自我利益的方式来行事。
3。每一个人都尽力按逻辑进行思考，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努力。“③①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波士顿，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院，研究部，1945年，第16页。
②同上书，1947年。
③埃尔顿·梅奥：《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由于人们具有兽性，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不考虑别的，那么对付这种“群氓”
的必然结论就是绝对国家。这种权力的集中就是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特征。梅奥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时代就是这种群氓假设的继续。梅奥企图通过下述论点来驳斥这种群氓假设：（1 ）重要的是同其他人协作，而不是一群无组织的乌合之众互相进行竞争；（2 ）所有的人都为保卫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而不是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行动；（3 ）重述霍桑试验的发现，思维受感情的指导较受逻辑所指导更多。霍桑研究在下述意义上被梅奥用来支持所有这些论点，即霍桑研究发现团体协作和团体感情超过了讲求效率的逻辑。
公平地说，必须指出，大卫·李嘉图的“群氓假设”并不象梅奥的解释那样明显。李嘉图象马尔萨斯一样，为经济学获得了“沉闷的科学”这一头衔。他描述了一个阴暗的世界，而在那个世界中，对于一个来自有教养的阶级的人来说，社会也许的确看来象是由一群乌合之众所组成。同样的，把李嘉图对社会的看法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划为一类是不恰当的。在李嘉图看到混乱的地方，斯密看到秩序；斯密所看到的不是悲剧而是进步。①梅奥把群氓假设同自由放任主义联系起来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真正的批判。梅奥把自由放任主义同李嘉图联系起来，从而减轻了这位阴暗的预言家所应该得到的责备。
除了上述不恰当的归属以外，梅奥的意思是，世界应该重新考虑有关权力的概念，放弃由一个中央首脑机构（不论它是国家、教会或工业领导者）发出集中权力的想法。梅奥受到切斯特·巴纳德的严重影响而得出下述结论，权力应该以获得协作的社会技能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技能或专门知识为基础。通过由小团体组成为大团体、以获得协作为基础来进行领导，将能恢复社会团给而保存民主。
通过团体就可以避免乌合之众的情况。
①罗伯特·L·海尔布伦：《世俗的哲学家》，第3版，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67年，特别是第86…95页。
发展新的领导方式梅奥寻求一种以社会和人群技能为基础的新的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将能克服社会的反常状态、群氓状态和社会的解体。通过这个过程，他开始引入了“社会人”的概念。从实质上讲，梅奥主义同泰罗主义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即工业中的协调与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不同的，但两者预计的结果却都是工人和企业管理当局双方都认识到的那种对彼此有利的相互关系。泰罗和梅奥两人中谁是谁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思想最合逻辑地符合当时文明的前提。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看到，泰罗的观点合乎逻辑地符合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有关梅奥的问题留待第十八章再去分析。目前，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社会人哲学的实践。“新型”领导者是这样一种领导者，他象一个社会感情的调查者那样来行事，以便促进协作努力而达到组织目标。由于人们在团体中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又由于人们的许多满足是协作努力的产物，所以管理当局必须集中其努力，维护团体的完整和团结。团体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溶剂，现在管理当局的任务，是去找到一般的容器。
社会人的领导者的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转变是，有关人为什么工作的基本假设。
在提高生产率的刺激中，金钱或经济激励被认为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相反的“一个人是否全心全意地为一个团体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同事和上级的感觉如何……。”①①罗特利斯伯格：《管理和士气》，哈佛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15页。
金钱只是所需满足的一小部分，工人所需要的还有：“―社会承认―我们的社会重要性的明显证明―安全的感觉，这种感受更多的是来自被接受为一个团体的成员，而不是来自银行中存款的金额。”①霍桑试验的结果似乎支持了这种观点，工人不是理性地计算由于完成产量定额并获得奖金所能带来的快乐，而是为适应于团体的压力而限制产量。如果工人并不从经济计算方面作考虑，那么管理人员将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更为复杂。他们首先必须达到生产目标并降低成本，以保证完成企业的经济职能。其次，他们必须完成社会职能，满足个人和团体的需要。对于人际关系主义者来说，社会职能的满足导致经济职能的完成。管理人员满足工人的需要，而工人则提高产量作为回报。用一句口号来说就是：“满意的工人才是有生产率的工人”。
作为工人同管理当局之间接触基本点的工头起着一种特别重要、常常是冲突性的作用。②工业领导方式要求一种既具有技术—经济技能又具有人际关系技能的罕见的监工。符合效率的逻辑的能力不同于符合工人感情的非逻辑的能力。监工易于把事实和感情混淆起来，而且正如哈佛研究小组在访谈计划中发现的，把工人对他们讲的看成是事实。所以，信息交流和惯于倾听的技能成为监工的一种重要技能。⑧培养新的人际关系型的领导者的办法是，在各级进行有关人际关系技能的训练：理解逻辑的和非逻辑的行为，通过善于倾听意见和信息交流的技能来理解工人的感情，培养一种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要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要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平衡是组织效率的关键之点。工人通过社会结构而被人承认，获得安全和满足，从而愿意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协作和贡献力量。当技术变革过于迅速以及（或者）当管理当局未能了解工人的感情时，不平衡就产生了。这是一种新型的领导方式，它能区分感情和事实，能在经济的逻辑和非逻辑的感情之间进行平衡。
①罗特利斯伯格．《管理和士气》，哈佛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24…25页。
②见罗特利斯伯格的那本经常重印的文章：《工头：模棱两可谈话的主人和牺牲品》，载于《组织中的人》，第35…38页。
③人际关系主义者有关信息交流的著作是很详尽的，关于其主要论点，可看罗特利斯伯格的《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障碍》及《管理者的技能．值息交流》，见《组织中的人》，第154…159页和第160…175页。
有组织的劳工和梅奥主义者在梅奥及其他的早期人际关系主义者的著作中，令人注意地缺少有关有组织的劳工的论述。在霍桑试验中被访谈的两万个工人都没有提到工会的问题。霍桑试验成功地抵制了组织劳工的努力，只是到1937年才有一个公司组织了工会。①二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以及三十年代的一部分时间是工会活动的低潮时期，这是事实。但奇怪的是，人际关系主义者在强调集体团结时，却在其有关工业社会的观点中忽略了工会。洛伦·巴里茨等人曾指出，梅奥主义者是反对工会而倾向管理当局的。“协作”就意味着工人按管理当局的条件来协作。这些结论可能并不完全确切，但梅奥主义者的确没有明显地论述工会的作用。梅奥主义者显然认为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采用人际关系型的监工而排除工会代表制。这种人际关系型的监工能使工人满足其安全、得到承认和表示不满的需要。
①见前引洛伦·巴里茨一书，第113页。
有组织的劳工显然并不知道梅奥主义者的观点，在开始阶段并没有如同他们对泰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