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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无论怎样重复也不嫌过分的真理，因为目空一切的政治权力把它们视为自相矛盾，蔑称它们仅仅是些陈词滥调。
此外，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作家总是为握有权力的体制效劳；由于纯粹的淮利是图，他们在放弃信仰的时候除了胆量之外无需花费任何代价；他们不会在乎任何愚蠢行为，始终如一地为权力站岗放哨，把权力的意志当做原则；他们随时都会重复那些最矛盾百出的教条，而且他们热情有加，因为这与他们的信念毫无关系。只要接到信号，这些作家就会没完没了地重复世界需要和平。但他们同时也说，军事荣耀是最高的荣耀，法国必须依靠军队的辉煌创造自己的辉煌。我本人发现，很难解释清楚如何不通过战争去赢得军事荣耀，或如何使军队的辉煌与世界迫切需要的和平达成一致。但是他们何必在乎这些事呢？他们的目标是杜撰符合现存秩序要求的新词汇。在他们高深莫测的研究中，他们时而赞扬蛊惑人心的宣传，时而赞扬专制统治，时而赞扬大屠杀，使尽浑身解数粉饰人类遭受的每一种灾难，为满足犯罪能力的需求而鼓励犯罪。
我曾不时产生奇想，这些希望重现冈比西斯、亚历山大和阿提拉的业绩的人们，如果他的人民告诉他，大自然给了你一双慧眼，给了你无限充沛的精力，给了你宣泄强烈感情的需求，给了你正视并消除危险、面对并克服障碍的无穷欲望，他会如何作答呢？但是我们凭什么要为这些事情付出代价呢？难道我们活着只是为了给它们作出牺牲吗？难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用我们垂死的躯体给你们铺设功名之路吗？你有打仗的天才，可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你厌倦无精打彩的和平，但是你的厌倦与我们又有何干？即便是一只豹子，如果被运到我们人海茫茫的城市，它也会抱怨找不到茂密的森林、开阔的平原，它喜欢在那里追击、捕捉和品味它的猎物，只有在那里，它的活力才能在追击的速度和冲刺中得到展示。像豹子一样，你属于另一种气候，另一片土地，另一个与我们有别的种类。假如你想在一个文明时代实行统治，你就得学会文明；假如你想统治各个和平的民族，你就得学会和平。要么你就去寻找像你自己一样对其他人视若无睹的工具，对他们来说，如果不能在混战的狂热中冒险，生活将没有魅力，在他们看来，社会并没有创造出高贵的感情、稳定的习俗、精巧的艺术、恬静而深邃的思想，也没有任何能够留下珍贵记忆、使人备感安全的那种优雅或高贵的欢乐。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啊，请不要再劫掠这个世界了吧。
有谁不会为这种语言喝彩？那些只想得到自由的民族，和那个全世界都在与之对抗以迫使她走向正义的民族，在它们之间很快就要签订一项条约。我们会看到，她最终将愉快地公开放弃漫长的忍耐，弥补她由来已久的错误，尽力恢复她先前的勇气——只是先前的用途实在可悲。她将容光焕发地重获她在文明民族中的地位，而征服的体制作为一种不复存在的事态的遗迹，作为所有现存事物的瓦解因素，将再次被逐出地球，被这种最后的经历打上永遭摒弃的烙印。
第二部分 僭主政治
1．比较僭主政治和君主制度的特定目的
本书的目的绝不是对不同的统治方式加以理解和考察。
我想把一种正当的统治和一种不正当的统治加以对比；我不打算在正当的统治之间进行比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宣称君主制度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权力；我也不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写作，它硬要人把共和国说成是一种反社会的制度。
二十年前，一个给人留下恐怖记忆的人——一定不能让他的名字再站污任何作品，因为死亡已公正地惩罚了他—一在研究英国宪政时宣称：“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国王，我恐怖地退了回来。”就在十年以前，还有一些匿名的个人，向共和政府发出了相同的诅咒。不言而喻，在特定的时代，让所有的蠢行恢复理智是十分必要的。＇3＇
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不会加入共和国诋毁者的行列。古代的共和国使所有高尚的灵魂充满了深邃而独特的情感，在那里，人们的天赋可以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发展，以致人们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由于感受到自己的活力和尊严而朝气蓬勃。可以说，一想到先民们所处的那种古老的自然环境，似乎就能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环境。我们现时代的共和国，少了些辉煌，多了些和平，喜欢发展另一些天赋，创造另一些美德。瑞士的名字叫人想起历五百年而不衰的个人的幸福和公众的忠诚；荷兰的名字会令人想到保持了三百年的活力、理智、忠贞和一丝不苟的诚实，即使在国内的反对派中、甚至在外国人统治之下也是一样；而看上去无足轻重的日内瓦，为科学、哲学和伦理学的历史所作的丰富贡献，远远超过比它庞大百倍的强盛帝国。
另一方面，要是看看我们时代的君主制度，我们就应当向它们表示敬意——在这些君主制国家，人民与国王由于相互信任而团结在一起，结成了真正的联盟。谁要是看到人们热烈欢迎他们的旧君复辟而无动于衷，谁要是目睹忠诚的激情—一这也是人类最高尚的快乐之———而满不在乎，他很可能就是不通人性。
最后，当我们认为英国是个君主制国家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看到，公民的所有权利都不受侵犯，甚至表面看上去还有些滥用；民众的选举使政治机构生气勃勃，出版自由受到尊重，而天才肯定会获得成功；当我们发现，所有阶层中的个人都怀有那种包含在他们国家法律中的令人自豪而恬静的安全感，而我们在自己不幸的大陆上甚至对安全感已失去记忆，我们怎能不对带来这种幸福的制度说句公道话呢？仅仅几个月之前，我们每个人不是还满腹疑惑，假设英国被征服了，还能到哪里找一个僻静的避难所去写作、交谈、思考和呼吸吗？
但是，僭主政治既不能给人们提供君主制的好处，也不能提供共和国的好处：僭主政治不是君主制。这个真理之所以一直遭到忽视，原因就在于人们看到两者都是由一个人掌握权力，但许多人未能充分认识到，这是它们惟一的相似之处。
注释：［3］如果一个人抱着荒诞不经的党派精神和冥顽不化的愚昧态度，他就会希望归纳出一些简单的说法在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进行选择：仿佛前者是许多人的统治，而后者仅仅是一个人的统治。按照归纳出的这些说法，前者不可能保证和平，后者不可能提供自由。那么，在尼禄、图密善或赫利奥加巴卢斯统治下的罗马，在狄奥尼修斯统治下的叙拉古，在路易十一或查理九世统治下的法国，又有什么和平可言呢？在十人团、长期国会、国民公会甚或督政府的统治下，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一个民族虽然表面上是自己选择了某些人来进行统治，但如果那些人在国内组成了一个宗派，而他们的权力又不受限制，这个民族仍然享受不到任何自由。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得到，一个服从于某个领袖的民族，如果那个领袖既不受法律限制也不受舆论限制，这个民族还是不能享受和平。另一方面，共和国也可以组织得井井有条，以使政治权力强大得足以维持秩序。至于君主制，仅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谁能否认，过去的一百二十年来，即使与法国的共和制试验所得到的相比，英国人民也享受着更大的个人安全和政治权利？谁能否认，尚未成型、尚不完善的共和制度反而扩展了专横权力且造就了大量的暴君？
此外，还有如此之多的细节问题需要逐个检验！几百年前创立的君主制度和最近才出现的君主制度可以相提并论吗？在位时间几乎已无法追忆的王族——例如于·卡佩的后人们，或者本为外国血统却被人民的意志召唤到王位之上的君主——就像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的情况那样，仅仅一个家族自抬身价并被迫创造的没有先辈的贵族阶层，或者像德国那样的封建贵族阶层，像过去法国那样的纯荣誉性的贵族阶层，像上议院那样构成一种行政机构的贵族阶层，能是一回事吗？
2．僭主政治和君主制目的差异
习惯，在所有人的。心中觉醒
使他们满怀敬意，却又万般惊恐；
它操纵着不可战胜的神圣权力
施用于群氓，迷失于瞬间。
时间的遗产，记忆的礼拜，
总是把现在带回到过去。
席勒：《华伦斯坦》第四幕第二场
新统治者总是残酷无情的。
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
存在于多数欧洲国家中的君主制，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了的制度。它的周围环绕着一些既支持它、同时又限制它的中介团体。它的正规、和平的交接使人更易归顺，权力本身也更少令人猜疑。君主在某些方面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们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是整个一批国王，一个几百年的传统。
然而，僭主政治却是一种不可能被修正或软化的力量。它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僭主者个性的印记，而这种个性，因为它反对所有先存的利益，必然处在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状态之中。
君主制度不是一种以损害他人为代价给予一个人的优越地位。它从一开始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权力：它抑制野心，却不冒犯虚荣心。僭主政治则是强迫所有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个单独的个人。它会激发所有的野心，使所有的利己心骚动不已。如果对佩达莱特＇1＇的评价落在三百个人身上，那就不会像落在单独一个人身上时那么难以出口。
自称为世袭君主是不足以服人的。并不是一个人想要遗传王位就会成为世袭君主，而是要得到遗传的王位才行。只有到了第二代以后，一个人才能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