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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10月8日的声明驳斥了苏联6月13日的照会。不过,在声明的最后,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了北京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就其实质而言,前三项原则与上文述及的中国政府在5月24日的声明中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后两项原则重复了柯西金9月建议的许多内容。这首次表明,中国人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不过,这些原则也显现出了中苏之间的两点重要分歧。
第一,中国人想以重新划定两国边界全部走向的新条约代替过去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与他们在1964年的立场没有区别,但与苏联的建议相去甚远。苏联建议对现有边界作更精确的划分,但不同意在新条约签订之前取消所有旧条约并承认其“不平等”的性质。第二,中国重申了原来的主张:
为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撤出一切有争议的地区,如中国人所说的俄国人违反“不平等”条约而占据的那些地区。苏联人显然不可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它威胁到了伯力和其它重要地区的安全。
然而,苏联对中国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69年 10月 20日,谈判终于开始了。这样,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六个月之后,两国又同意——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压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了。对中国来说,谈判的恢复至少可以部分地减轻苏联的军事压力。现在看来,1969年北京显然根本不打算达成任何妥协性的协议,即不符合它所阐述过的诸项“原则”的协议。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团于10月19日抵达北京,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①另有成员七名。中国代表团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也另有成员七名。 ① 路透社消息,1969 年9 月30 日;《纽约时报》,1969 年10 月1 日。 ② 《纽约时报》,1969 年10 月4 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 年10 月7 日,见《北京周报》第41 期(1969 年10 月10 日),第 3 — 4 页;《纽约时报》,1969 年 10 月8 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 1969 年10 月9 日,见《北京周报》第41 期 (1969 年10 月10 日), 第8—15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17 期 (1969 年10 月10 日),第30—39 页。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 10 月 8、19、 21 日;《真理报》和《消息报》,10 月19 日(见《当代苏联报 刊文摘》,1969 年11 月12 日,第15 页);《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523 期(1969 年10 月24 日),第1969—1975年的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谈判开始后,公开报道的边界事件减少到每年一至三次,而且严重①程度大为降低。总的来说,中苏双方在 1969年9月以后都严密防守边界线,同时也采取严格措施预防地区性冲突的突然发生,防止因冲突升级而使用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或者投入大量的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投入的都是受②克格勃控制的边防军,中国投入的则是生产建设兵团。 1969年3月以后,双方沿边界地区部署的军队数量显然有了大幅度增加,但公开报道的冲突事件却明显减少了。这表明双方心照不宣或明确同意了1969年10月8日中方提出的建议:在共同划定确切的边界线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停止向争议地区派遣军队。③在进一步研究谈判的各个阶段以前,我们先简单考察一下伴随谈判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总趋势。北京协议的达成、双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和边界谈判的开始,导致了边界地区的沉寂。双方似乎都不希望时常与对方交战,虽然偶尔也发动一些有预谋的袭击以探测对方的抵抗能力。每一方都指控另一方的这种行动——苏联人指责中国人在离中蒙边界仅数米远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中国人则指责俄国飞机常常侵入中国领空数公里——但双方的反应都不激烈。双方都同意不报道可能会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消息。例如,据传1974年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但却未见报道。同年11月,莫斯科和北京都否认西方关于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战斗的报道。① 30 页;第4524 期 (1969 年10 月27 日),第27 页;《人民日报》,1969 年10 月21 日;《北京周报》 第43 期 (1969 年10 月25 日),第4 — 5 页。 ① 《纽约时报》,1969 年9 月19 日;1970 年11 月19 日;1972 年12 月11 日;《明报》,1970 年1 月19 日;《新时代》第36 期 (1973 年),第19 页 (指责中国在中蒙边界举行了151 次“军事演习”,蓄意进 入蒙古境内15 至20 公里不等,开枪射击牛羊群,肆意辱骂边防战士,散发小册子等宣传品),《共青团 真理报》,1972 年1 月12 日(见《苏联动态》);《洛杉矶时报》,1972 年12 月11 日;《苏联动态》, 1972 年12 月12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 年9 月19 日;《土库曼火花报》,1974 年2 月15 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2 月15 日,《苏联分析家》,1974 年11 月28 日,第2 页 (刊登了一位前苏 联公民对中蒙边界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战斗的描述。双方均未公开承认这次死伤人数很多的战斗);《每日 电讯报》,1974 年12 月17 日(见《苏联动态》,1974 年12 月17 日;戴维·弗洛伊德报道说11 月份在 中蒙边界发生了五次冲突,但中苏两国政府均予以否认,见《中国动态》,1974 年12 月19;《苏联动态》, 1974 年12 月19 日,尤睦佳·泽登巴尔(蒙古共产党领导人):“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远东问题》,第4 期 (1974 年),第6—29 页。他在文章中宣称,“成群的中国士兵超过边界,砍伐树 木,在森林中纵火,还把感染上严重传染病的牛群赶到蒙古境内”。《远东经济评论》(1974 年1 月28 日,第18—19 页)详细报道了1970 年 6 月2 日、1971 年5 月26 日和1973 年4 月20 日中国侵犯中蒙边 界的事件。 ② 1969 年 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中国组建了新的生产建设兵团(特别在内蒙古和东北地区),成员 均是原来城市里的红卫兵。 ③ 这项“建议”只是重申了前5 个月中中国政府在几份照会中所持的立场,与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没有差别。 中国后来又提出,两国军队均先从边界线附近后撤一定的距离,欲以此作为达成协议的先决条件。 ① 《每日电讯报》,1974 年12 月17 日;《真理报》,1974 年12 月20 日;路透社和法新社消息,1974 年12 月17 日,(见《中国动态》,1972 年12 月18 日);塔斯社消息,1974 年12 月19 日(见《苏联动 态》, 1974 年12 月9 日)。还发生了一些与边界紧张局势有关的特殊事件:1974年,驻北京的两名②苏联外交官以间谍罪被逮捕并驱逐出境;一架苏联直升机及机组人员被中国扣留,俄国人声称该机是在执行医疗救护任务时迷失航向并耗尽了燃料;①夏季枯水期,苏联禁止中国船只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伯力附近的通江(苏② ③联称卡扎凯维切瓦水道)航行;海南附近发生的一次海运事故; 双方在签订年度航运协定方面动作迟缓甚至无所作为等。
更广泛些说,双方都在本国境内采取措施发展经济,增加人口,投资扩建基础设施,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忠诚,从核心地区向边疆地区派遣大批主要民族的居民(中国尤其如此)。苏联政府给愿意到边界附近定居的人发放额外津贴以资鼓励。苏联开始修筑贝加尔湖至黑龙江的铁路,在界河中以前无人居住 (或偶尔有人居住)的岛上建立集体农庄,千方百计证明争议地区历来居住着目前属于苏联的民族,还把许多边界城镇的名字改得更斯拉夫化。④苏联人显然还怀有把新疆变成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强烈野心。一直有报道说苏联当局组织了一个本身拥有军事力量的“自由土耳其斯坦运动”(应为“东土耳其斯坦运动”——译者),其成员均是1962年伊犁骚乱时逃离新疆的人。该运动以阿拉木图为基地,由久经考验的原维吾尔族领导人祖农·太 ② 新华社消息, 1974 年1 月19 日,见《苏联动态》, 1974 年1 月23 日;《纽约时报》,1974 年1 月 20,21,24 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 年1 月23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 年1 月 25 日;新华社消息,见《中国动态》,1974 年1 月25 日;《经济学家》,1974 年1 月26 日,第43 页。 中国人声称他们“捕获”了在北京城外的一座桥下向一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