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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虽然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放慢，但台湾仍然扩大了自己的出 口，并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到1987年，台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上升 到5000美元，外汇储备猛增至惊人的760亿美元 （这仅次于西德和日本）。 由于美国对台湾贸易出现大量赤字，双方的贸易摩擦开始增多。在美国的压 力下，台湾勉强同意减少贸易壁垒，使台币对美元升值。台湾面临几个严重 的经济问题，特别是需要尽快将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较高技术的产品，以 保持对其竞争者的优势。也需要使其银行体制现代化，以刺激国内投资。台 湾面临的超量出口、储蓄和外汇储备等问题，与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 截然相反。台湾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员，正为此作出必要的调整，前景看好。
为了对付日益富裕的中产阶级及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一代的压力，蒋经 国于1986年宣布有意废除戒严令，解除对成立新政党的禁令，并允许办新的 报纸。1979年高雄暴乱被关押的多数反对派领导人被释放。其中有些人成了 新建立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的领导人。对政治言论的控制也大大放松， 政治生活较前活跃。因各种问题而上街游行已司空见惯。到90年代初，1947 年和1948年在大陆当选的几乎所有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都将 去世或退休，届时他们的职位将被台湾人民选出的较年轻的从政者所接替。 国民党可能继续保持其支配地位，但将面临民主进步党和其他一些新政党日 益剧烈的挑战。
民主进程不可逆转，它将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走上国民党和政府的高层 职位，正如台湾当地人李登辉那样。1988年1月蒋经国死后，他立即就任总 统及国民党代理主席。领导层的“台湾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新的领导人 是否会放弃“一个中国”的立场而宣布台湾独立。为防止分裂，中华人民共 和国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对台湾独立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因素。但较大的可 能是：台湾以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不明确的身分，继续存在下去； 而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贸易及其他形式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在蒋经国于 1987年决定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之后，这种趋势日益发展。
假如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缓和，和平共处的稳 定局势不断发展，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危险就会下降。美国根据1982年8 月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减少向台湾供应武器，将不会从消极方面影响到台 湾的安全。可是，不管何种原因，假如这种趋势出现逆转，则不但中国的两 部分，还有美国，都将面临困难的抉择。后 记 统一的重任在第14卷中，我们说过，只有在一个世纪之后，才有可能就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提出全面的看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后一卷写结束语是件冒险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著述既已涉及现实状况，如果不提出一些当代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可能只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的笑料），似乎过于怯懦。
我们在最后这两卷的导言 （即14卷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中指出：
“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10亿左右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①10亿多中国人却生活在一个国家中。” 欧洲人没能恢复罗马帝国，而中国却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帝国，这单纯从地理上和民族差异上来解释是不够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公元前221年）的混战局面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家如孔子等，把和平和秩序奉为最高理想，统一成了②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一旦统一实现了，就建立官僚政府加以维护。政府因有全国统一的象征——皇帝，而顺利行使其职能，因有全国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合法化。政府又是意识形态的保护者。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可被视为另一个统一的“朝代”。他们拥有“帝王”式的主席、“帝王”式的政府和“帝王”式的意识形态。然而，他们的成就，对当代人来说，虽然十分惊人，但与秦 （公元前 221——公元前 206年）、隋 （公元 589——617年）相比却相形见绌。秦朝结束了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帝国。隋朝，在历时三个世纪的分裂之后重建了秦汉制度，使统一再次成为政治组织的准则，并延续了1300年。而毛及其同僚在近40年的混乱之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功绩与汉、唐、清等朝代 （均较快地接管了政权）更为相似。
不管其成就多大，共产党要求统一，就得到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支持。
国民党显然希望在它的旗帜下统一中国，没有一个人对统一这个古老的理想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经历了1916至1928年军阀割据之后。的确，如果统一使改朝换代合法化（像我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共产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大陆（蒋介石从未做到这一点），它就获得了传统的“天子”地位。
①许多中国历史书中都承认并推崇中国争取统一的政治斗争。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共产党统治40年后，中国人这一历史性成就的消极后果已开始显露出来。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治理中国众多的人口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按照传统，皇帝对臣民的生死和思想拥有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帝王文官制度的框架只能对法治和经济保持一般的和表面的监督。特别是在18世纪人口爆炸之后，它完全依赖地方豪绅对社会进行具体监督。地方豪绅赞成政府要求稳定的意愿和儒家的意识形态，但帝王统治模式允许广大群众有不同的习俗和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的自由。共产党却打破了中央和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平衡关系。
共产党在执政前的数十年中，已在毛的领导下被磨炼成控制和动员群众的有力工具。“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现代运输和通讯工具以及火力和警察 ①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 卷。 ② 同上。 ① 参见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于《剑桥中国史》第14 卷。网络的发展，使新的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有各种手段来控制国家，并曾一度控①制着中国社会。”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深入到各个最偏僻的农村。
中国共产党虽拥有高超的组织和技术手段，但这并不使它与传统的政权机构有何区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生气勃勃的改造自然的强烈要求。这种与顺其自然的传统截然不同的社会气质的变化可与秦、隋时期的改革性突破相媲美。过去的政府旨在维持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而现在共产党则决心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而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由于具备有利条件，在经历了数十年分裂后，到1957年已根据其既定目标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由于在朝鲜战场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成平手，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威望有了巨大的增长。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制度已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比较平稳的方式进行了改造。②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非共产党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畏惧。
但是，在头脑发热、盲目追求某种目标的时候，成功的工具也会成为破坏的武器。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备受压迫的农民训练成为战绩赫赫的战士，将小土地所有者变成集体农民，但也可动员他们投入使数百万人丧生的灾难性③的大跃进运动。只有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受严格控制的国家中，才可能发生这样一场可怕的全国性灾难。
如果说大跃进突出了改革目标与动员本领相结合的消极面，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暴露了新发现的由中央直接向全国灌输意识形态教育的灾难性后果。帝王时代的儒家学说渗透到民间基层时已不可避免地会掺杂别的内容，而纯正的毛泽东思想却可以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散发数以百万计的“红宝书”直接传播到全国各地。
文化大革命也突出地显示了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帝王象征的权力。过去的皇帝主要依赖理智的朝廷命官和豪绅来扩大和维护民众对他的敬仰，而朝廷命官和豪绅都有自己的全国和地方议事日程。但是，对“帝王”
式主席的崇拜却是由毛与狂热的红卫兵和机会主义助手直接联系而培育起来的，并通过他们和新闻宣传机构广为散播。在毛及其思想的名义下，无数暴行得以发生，整个国家可以被推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
传统上强调统一，动用传统的政治工具——帝王、官吏和意识形态教育——来维护统一，并使之与现代宣传和组织相结合，再加上改造社会的现代目标，这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到1976年毛逝世时已昭然若揭。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已多次使中国经济上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