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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这些诗人来，老诗人周梦蝶 （1920—）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小，他和郑愁予一样，从本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得到了大量灵感。他明显地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影响，用禅宗中“悟”的方式触及了一些先验的命题和神秘的情境。
叶维廉（1937—）和杨牧（本名王靖献， 1940—，创作前期曾用笔名叶珊）都侨居在美国，但仍不停地发表诗作。叶维廉的诗是很学院化的，颇有T。S。艾略特（叶曾翻译过他的诗作）和埃兹拉·庞德（叶曾研究过他的作品）之风。他于1960年创作的《赋格》，是对人被放逐后的孤独感和怀旧感所进行的一次高度抽象性的探寻，强烈的情感和音乐感冲破经过千锤百炼的严整措辞而喷发出来。台湾是杨牧的故乡，他那些如山水画般的诗歌和他在创作中对台湾民俗和传奇故事的偏爱都流露了他浓郁的乡情。他的诗剧《吴凤》
就是以台湾历史上的一个英雄为主人公的。
在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引进的过程中，一些追求者逐渐走上了一条偏路，他们征引一些鲜为人知的西方经典，并且吸收、运用的方式也是纯粹个人化的。这种偏激的方式在70年代初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反对者要求诗歌能更直接地表现宽广的现实生活，少一点对个性的开掘，多一点公众性内容。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运动正是这股浪潮的自然顶峰。吴晟（1941 ① 余光中自译诗，引自齐邦媛等编的《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103—104 页。—）是“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诗歌领域的代言人之一。吴晟一直生活在农村，乡村生活和家庭背景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种尺度，使其成为衡量现代异化生活的参照系。1974年，他借用母亲的语气，用新鲜而朴素的话语写下了如下的诗行——《泥土》：
日日，从日出到日落不了解疲倦的母亲，这样讲——清爽的风是最好的电扇稻田，是最好看的风景水声和鸟声，是最好听的歌。
不在意远方城市的文明怎样嘲笑，母亲在我家这片田地上用一生的汗水灌溉她的梦。① ① 译文在朱莉娅·林的 《中国现代诗》。毛以后的时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和新浪漫小说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打开了各种文学创作的闸门。四、 五十岁的作家打头阵，但很快又被更年轻的男女作家所取代。短篇小说一再 走红，成为受欢迎的形式，充斥着各种新的国家级的和地方性的杂志。饥渴 已久的读者迫不及待地加入了讨论，因为新的小说、戏剧或电影一个接一个 地引起轰动。
人们所关心的三个领域很快就形成了。首先是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荒谬 的道德世界，以及它留在所有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心灵上深重的、也许是难 以根除的伤痕。其结果是产生了“伤痕文学”。这个名称得自一位二十多岁 的年轻人卢新华于1978年秋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这是关于一个积 极的女青年的悲伤的故事，她不能同她的母亲，一个在“四人帮”时代受到 不公正待遇的干部和解。
随着反对“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义愤心情开始减退，作家们意识到应 该更深入地检讨50年代末期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的全过程，检讨整个当代长期 存在的弊病和不公平。随着永远是绝对真理的领袖神话的破灭，这一切如今 反映在“暴露文学”中。1979年夏天开始了一个异常的开放时代，第二年作 家们便赶紧描绘腐败的官僚制度、伪君子和恶霸，使用了40年代以来中国文 学领域中所未曾使用过的方法进行谴责和讽刺。
毛以后的时代的作品的第三个重要主题是个人生活的价值、爱情在社会 生活中的恰当地位、对爱情的否认带来的危害——这一切首先是小说、传奇 文学 （介于道德情节和狂想曲之间）和大量令人难忘的思想深沉的故事、诗 歌和戏剧等所提出的问题。
“伤痕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是宣言，就是刘心武（1924—）（刘 的出生年代似有误——译者）的小说《班主任》（发表于1977年11月）。 刘心武所宠爱的主角是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高中教师，在刘心武后来的几 篇小说中同样出现了这一人物。 《班主任》中这位教师讲述了一个故事，这 个故事本身虽然平淡无奇，但却简练地烘托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年轻人。一个 是“四人帮”时代遗留下来的失足少年。这位教师不顾同事们的种种猜疑， 帮他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失足少年，而在于那位抱有成见的 团支书的思想：她思想上不能容忍的程度比这个不可救药的少年自暴自弃思 想更甚。她过于积极和幼稚，动辄将她从未读过的文学作品说成是黄色书籍。 与之正面对照的是第三个学生，她的家庭环境保护了她，使她在动乱年代能 继续从书架上拿到托尔斯泰、歌德、茅盾和罗广斌的作品，从而得到健全发 展。
刘心武已成为正在涌现的青年作家的雄辩的发言人。在1979年11月召 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他用演讲令人感动地介绍了一百多个在1966—1976 年10年中丧生的作家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人被暴力夺去了生命：
当年的左联五烈士，他们被杀害时，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是搞革命的，也就是说，是把他们当左派杀的，他们牺牲得惨烈，但我想他们的灵魂是并不痛苦的；而我们现代所悼念的这一大批牺牲者，他们被残害时，给予他们的是些什么罪名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老右派”、“大右派”、“漏网右派”、“黑帮”……总而言之，统统是当成右的势力来残害的，那些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便牺牲掉的文艺烈士们，他们的灵魂一定受尽了痛苦的煎熬！面对着这份名单，当我们低首默哀时，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投身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繁荣富强的文艺事业，却还要作好牺牲性命的思想准备？难怪当我开完那天的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时，他们当中就有人充满善意地说：“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主席台是件有福气的事，文艺界，那是个地雷阵，你看光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就整死了多少人，现在你踩迸那个圈子里去了，你作好被地雷炸死的准备了吗？”①刘心武对于短篇小说技巧的驾驭能力提高极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小说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揉合成为一个读者难以忘怀的画卷，一个才智过人但却遭受灾难的离经叛道的人的肖像。这篇小说的一个中心形象，是主人公保存在桌子里的一张女人照片——他同她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的表述。当一个好管闲事的同事发现了这张照片并公诸于众时，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这个女人后来拜访了他——显然他在保护她，使她免遭政治攻击。刘心武将这个隐藏的照片形象令人瞩目地比喻成这位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农民可以拥有自己耕种的自留地，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拥有自己的自留地，一个自主的心灵角落，一个精神上的栖身之处？在中国的传统中，这是一个具有潜在爆炸能量的概念。
知识分子代替了前10年不可替代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的主人公形象，成为许多“伤痕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有缺陷的和摇摆不定的中间人物自60年代中期销声匿迹以来又第一次与大家重新见面。好人仍遭受悲剧性命运。所有结局通常都是乐观的；然而表现手法多少有点程式化，离不开对革命光辉前程的信念，而触及现实的程度不如后来很快出现的作品，即被称为“暴露文学”或被一些敌对的批评家称之为“绝望文学”的作品。曹冠龙（1945—）的小说 《三个教授》涉及的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但其色调十分阴暗，因而仍可划在“暴露”一类。这篇故事几乎具有博格斯式的错综复杂，讽刺了对才智的摧残。三教授之一的学生在狱中自杀了，这个男孩已完成的论文被没收，锁在一间上了新式锁的房子里。这位教授在机械方面的天才使他得以破解这把锁的奥秘。他坐在那间屋子里，沉迷于学生的论文中，边读边修改，直到“他们”进来将他逮捕。这篇小说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特色（正如其他一些青年作者的著作一样）是对科学术语的想象性使用：教授的大脑全速运转时好比显像管上的荧光屏。作者还详尽地描述了他用以开锁的复杂途径。
另一个例子是刘庆邦（1951—）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67年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两个“修正主义”作家刘宾雁和王蒙，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刘宾雁1979年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是一个暴露“四人帮”时代盛行的腐化堕落的极好例证。
但是刘宾雁的奉献精神和勇气显然在于他坚持认为这种腐败仍然存在。刘宾雁笔下的罪恶之“妖”是王守信，一个“四人帮”时期的女干部，通过敲诈 ① 刘心武：“向母亲说说心里话”，《上海文学》 1979 年第12 期，第80—85 页。由海伦娜·科 伦达翻 译，译文在霍华德·戈德布拉特编的 《80 年代的中国文学》第137—138 页。勒索、造谣惑众、拉拢引诱、行贿受贿等各种手段，爬上了东北一个煤炭公 司的经理和党委书记的宝座。凭借这一基地，她建立了一个金钱和政治权力 的私人帝国。刘宾雁的控诉不只限于1966年以后，他还描绘了早在“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在人民吃树皮的时候，干部的孩子却在大街上把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