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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丹尼斯·克雷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克雷布斯尽管很赞赏科尔伯格，他在哈佛跟他成为熟人，可是，他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考虑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时，不管人们处在何种道德水平上，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处理一些事情时总会低一个水平。
这项研究之所以值得人们注意，是因为它不仅仅以一项测试为基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为基准，这与其它大多数道德发展研究不一样。这项研究的另一位作者凯西·丹顿去过酒巴、夜总会和一些联欢会进行调查，她请一些饮酒者参与一项“饮酒对判断力的影响”的研究。自愿受试者（她总共找了40个人）接受了问询，并回答了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他们回答了醉酒后驾车的道德问题（醉酒后应该继续驾车吗？如果你醉酒了但并没有感觉到醉酒怎么办？你是否会特别小心？），然后进行体内酒量测定。在大学里进行的后续会谈上，又会见了同样一批人，请他们回答另外两个科尔伯格两难问题，并问他们第一次会见后怎样回家的。
丹顿和克雷布斯发现，在大学进行的道德发展检测上，人们得的分数比他们醉酒时高一些；事实上，第一次会见时体内的酒精浓度越高，他们所得的道德判断力分数越低。在他们处于清醒状态时，他们认为醉后驾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说，他们本人不会这么做，可是，当他们喝酒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不那么严格的道德标准。的确，除了一个人以外，第一次会见后，大家都没有开车回家，不管他们醉到了什么程度。
这仅仅是克雷布斯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测量道德发展的例子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和同事已经进行过十一项研究工作，他们评估人们的道德判断力所利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而不是使用科尔伯格的两难问题。（有两个例子：一种生意上的两难问题－是否公开一些可能会使售出业务受损的信息；一项是亲社会两难问题——一位学生有个约会，几分种后就到时间了，他要去当一项心理研究的受试者，这时候，他碰到另一位吃药吃出问题来的学生，需要他的帮助。）在好几项研究中，志愿者都还谈到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两难问题。
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克雷布斯一直在进行道德推理和行为的研究，特别是进行利他主义的研究。一个人为什么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心理学中这样一个争议极多，而且不像心理测试、消费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一样会得出实际回报的领域？集中精力于道德发展的发展心理学家们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是现实主义的60年代的学生，他们从那以后就与亲社会行为难分难舍了；还有一些是从宗教观点上来说对道德有兴趣的，但觉得心理学方法更现实，更有成果一些；再有一些专心致至的发展心理学研究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对人性当中富于人道的一面的研究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也是具有疗伤作用的。
然后还有像丹尼斯·克雷布斯这样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其特别的。他于1942年出生于温哥华，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父亲还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增强电吉它的特殊音响效果。克雷布斯读高中的时候是顶类学生，还是学生会的主席，尽管他长得又瘦又高，还是一位得过奖的业余拳击爱好者。他14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他父亲在这里的电子音乐生意机会要大得多。这次搬家对年幼的丹尼斯来说有灾难性的影响。他在这里从一个上进心很强的青年人很快变成了少年犯。如他自己所言：
我从一个当少年模范的地方来到一种我不能理解的文化生活当中，我不适应这里的生活，人们取笑我的一切——我的衣服，我的口音，我的行为。见到一位很棒的拳击手后，我很快就卷入了不停的打斗之中，而且也因此而得了很大的名声——这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打斗，虽然我大部分时间都打了胜仗，但这也使我成了帮派的一部分。
他开始逃学，打架，去商店偷东西。最终，他被抓住了，第一次当上了少年犯，接着又是第二次，在少年管教所呆了好几个月。他被保释出来，有一阵子的确没再惹事。可是，有一天夜晚，因为睡觉睡得太少，又喝了一些酒，他飞速地开车，东倒西歪地被警察拦住了。他们把他放了，可他离开时说了一些脏话，骂骂咧咧地走了。他不管警察闪着灯，鸣着警笛在后面追他，最后撞在了电线杆上。他没有受伤，但被关进了县监狱。在一阵狂怒的反抗精神鼓舞下，他打开了窗户上的锁，用床单编结成绳子溜走了，一路来到俄勒岗。他在这里消失在伐木营帐中，在这里拼命地工作，对人生进行了浓度思考，然后有了一个计划：
我已经度过了少年期，得换个活法了。我决定回到温哥华，去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上学。一开始我在伐木营里度过了半年，存够了足够上学的钱。然后，我上了大学。这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比其他学生都大好几岁，而且有很重的落后感。因此，我学习极为认真，成了一个刻苦的学生，选修了不少课程，还兼了一些课后零工。
1967年我25岁时毕了业，是得了心理学荣誉的顶尖学生。我申请去哈佛读书，想去那里拿一个博士学位，可是，当我被接受时，突然想到我一直就在恐惧当中生活着，有人可能会暴露我，因为我是一个逃犯。因此，我决定去自首。我回到了圣弗兰西斯科地区，自己跑去自首了——考虑到我已经成了一位大学生，当地起了一阵哄动，我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还报道了我的情况——结果我被宽恕了。
克雷布斯去了哈佛，在这所大学里花一年时间拿到了硕士学位，又花两年得到了博士学位，当时这算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更令人注目的是，在他的本科学习中，他一直就在哈佛大学打零工，当心理学和社会关系学入门课程的首席助手。他于1970年得到了博士学位，立即被哈佛录用，请他当副教授和本科教学的负责人，在那里呆了4年之久。然后，他来到西蒙弗莱泽大学，从1982年起一直就是这里的全职教授。在50岁的时候，他还一身清贫，一头长发，一脸娃娃相，没有人会想到他这样一位勤奋的学者，会有如此传奇般的一生。
克雷布斯的履历表上登载有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关道德发展和利他主义的。他冷淡地说：“我对道德问题，尤其是从一种道德水平向另一种道德水平的发展问题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也许并非偶然。”
认知发展
在20年代，皮亚杰的早期出版物在欧洲和美国发动了对认知发展的现代研究。可是，在美国，这种兴趣很快就消退了；行为主义立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它的后继者对这种他们认为是在唯心主义的旧瓶里装上了新酒的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在60年代，当认知主义开始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被重新发现了，以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又成了热门。
然而，皮亚杰理论精简的大纲很快就模糊不清了，因为大批的博士竞选人和心理学家进行的成百次皮亚杰式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修改了原来的理论，甚至向原来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认知发展这个领域尽管还受到皮亚杰的影响，但它现在已经是一座生长过盛的花园，需要某个人以全新的综合性视点进行大刀阔斧的重新组织。
然而，在这块没有清除杂草的花园里，有无数美好的东西在生长：一些发现给人以启迪，使人愉悦，有时候还会使观赏者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不追求完整无缺，甚至也不想如何具有代表性，而只是随手采摘几把30年的研究花朵和果实。
记忆力：一个不能说话的婴儿，如果是刚刚出生的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者手势来表达认知都不可能，那么，人们是怎么调查他的记忆力的呢？研究者们已经想了很多聪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对不到一个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的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然后得到奶瓶的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在听到响声时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得出了有关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方法是通过前述的范茨法观察它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看新事物时比看旧事物的时间长些，这种方法可以得出婴儿对所看到过的东西的记忆的直接指示。
另一个方法是在197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里用到过的，这种方法需要一种活动的东西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从2一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的东西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的东西动起来。接着，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看不到这个东西，可当他看见时，他立即开始踢腿了。然而，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他却不踢了。这一次，记忆力的成长又一次得到了准确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认知）与更为积极地利用起来的记忆力不太一样，后者涉及婴儿寻找一个被遮盖起来的物体。如果8个月或者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种玩具，而且如果研究者然后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覆盖物下面——在婴儿看着的时候——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他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去翻找。他的记忆力在一个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因为某些大脑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的某个特定区域被损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毫不费力就可以记住好几千单词，可是，他们在听过一些慢慢地读出来的词后，能够记住的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