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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某种结果的知识、它们的目标和其它一些内部的过程或者状态的影响。如一位正统的行为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托尔曼的老鼠已经“陷入了沉思”。
托尔曼把这种内部的因素称作“干扰变量”（它们会干扰刺激－反应过程），并坚持认为，它们与行为主义是相兼容的，并行不悖的。“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他写道，“‘精神过程’应该被承认而且按照它们所导向的行为的术语来定义。（它们）是看不见的，可都是推断出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和这些推断出来的决定因素都是客观的，是有定义的存在类型。”这是在尽力维护行为主义的理论，可是，托尔曼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还是在行为主义的大堤上掏了一个细缝，导入了一小滴思维。到时候，它会变成一场洪水。
如果奖励和重复只能部分地解释老鼠的行为，则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工作机理的解释就会更有限。拿记忆作比。行为主义者以纯粹数学的术语来描述它：尝试和强化的次数越多，奖励越多，刺激和反应的时间就越接近，刺激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刺激是诸如“5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反应就是“6”。如果刺激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答案就是一串7位的数字（包括区号在内有10位）。第一位数字是对总是的反应，可也是能够产生第二位数字这个反应的刺激，等等，其方式是一串联想联系。
可是，就算在行为主义时代的高涨时期，心理学家们也都知道，人类的记忆比这个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整块”记忆某些信息：比如，我们把区号作为一个单元来记忆，而不是作为一系列互有连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不同种类的记忆：我们可以暂记住某些电话号码，我们查出号码，暂时记住，直到拨号，然后立即把它忘记掉，可同时，我们还会记忆“长效记忆”的东西（我们把认为需要的东西当作知识长期堆积在仓库里）。某些东西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和奖励才能固定在记忆里面（很多人好像记不住自己的社会安全代码，曾经看过几十次也记不住）；其它一些东西（在某家饭馆进餐付的一次特别贵的账，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只需要经历一次就能在记忆里保持很长的时间。人类记忆的这些特点和许多其它的特点，并不能用行为主义狭隘和古板的公式来解释。
在整个行为主义时代，一些心理学家持续不断地以更为宽泛，更为深刻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记忆，不仅如此，他们还探索行为主义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心理学现象，如感觉、动机、性格特征、推理、解决问题、创造力、儿童发展、遗传倾向和经验之间的内部作用还有人际关系。慢慢地，关于这些话题而收集起来的数据，和这些数据提出来的一些行为主义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为托马斯·库恩在他对科学革命的著名分析中表达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他叫做“范式转移”的东西——向一种新学说相对突然的转移，它囊括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并使这些按照目前的学说很难解释的数据产生意义，如果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话。
同时，其它领域里进行的一些研究也开始对思维的工作机制带来新的曙光了。从人类学里，得出了有文字以前的人类如何思想的研究；从心理语言学中，得出了人类如何获取并使用语言的知识；从计算机科学中，人们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设想思维的办法——像信息处理一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进，就像一道计算机程序。
到60年代，所有这些影响开始汇集成一种有关思维和行为的观点，称作“认知科学”——没有超自然存在并建立在实验方法上的一种认识论，通过它，人们可以对精神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断。
随着认知科学的到来，行为主义很快失去了它在心理学中颐指气使的地位，它不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一种足以解释所有行为的方法。公爵大学的格列高利·金布尔总结了心理学家们对行为主义幻想的灭失：
虽然古典的学说以简单的学习理论形成并经过了检验，但是，在一切的背后，总是有一种假定，即这些理论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行为之中去……（而且，）学习的大部分基本法则已经被寻找出来，而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些解决系统分类的小问题只不过是把一些主要的理论家们区分开来而已……（然而，）到本世纪中期，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古典的学习学说在范围上受到局限，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上升到的高度还在伽利略以前，而不是在牛顿以后，如赫尔和其它一些人曾思考过的一样。
奇怪的是，只有当行为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日渐式微的时候，其子属支流行为疗法才被广泛使用，并合乎情理地成为对范围有限的一些心理疾病，特别是恐惧症非常成功的疗法。
行为疗法正确的地方——它有用，但是用途有限——与其附属的行为主义理论是类似的。它不是一种谬误的学说，而是说，它只能解释最基本的一些行为形式，而这些行为只是老鼠心理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心理学的极小的一个部分。对它的成就的一个极端评论见于1968年一位心理学家尼西米亚·约但的说法：
现代美国科学心理学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白费精力的不孕专家。数年辛勤劳动和数百名教授及数千名学生不懈的努力得出的成果几乎是一个零……自那个“划时代的”时刻（沃森1913年的宣言）以来，53年的时光已然过去，可不可以指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任何贡献来？一点都找不出来。
尽管失望的很多人并非都如此激烈地批评行为主义，可是，在60年代，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心都从行为主义向认知理论转移了。到70年代，行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挤了出来，被新的、更为多样化的心理学所替代，这些新的流派研究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的内容，是本书余下部分要讲到的话题。
第十章 格式塔心理学家
视错觉导致新心理学的崛起
在1910年仲夏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一列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德海默的年轻的心理学家远眺窗外的风景。电线杆、房舍和山顶尽管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好像在与火车一起飞奔，为什么呢？这个错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当然应该如此，可是，他当时感觉到必须有个解释。
这个疑团使他想到了另一种错觉运动——即万花筒，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玩具。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间隔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一些展示了最细微变化的画片快速地通过眼前，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象。
这种已经熟知了好几十年的现象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解释。托马斯·爱迪生和其他一些在19世纪发明了电影的人很满足于获取这个效果而不理解其成因。可是，这天在火车上，韦德海默突然直觉到了答案的所在。他刚刚在魏茨堡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那里有一些心理学家不服冯特原则，他们通过内省的办法来探索有意识的思维。现在，他突然想到，运动错觉的成因可能不是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视网膜上，而是在意识里，某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在连续的图片之间提供了转接，因而形成了运动的感知。他很快就放下了对移动风景的兴趣，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当时，韦德海默一直在维也纳大学从事无法阅读这个问题的研究，正去莱因兰度假。可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以致于在法兰克福就下了车，跑去拜访弗里德里奇·舒曼教授，当时他是感知问题方面的专家，韦德海默去魏茨堡之前曾跟他一起在伯林大学学习过，他现在搬到了法兰克福大学。
进城后，韦德海默去玩具店买了一只万花筒，在自己的旅馆里玩了一整天。（STROBOSCOPE现在是一种科学仪器，用于观测移动部件的减速或者静止状态，如在机械中作为频闪示速器使用，可在19世纪和和20世纪初期，它是指一种流行的玩具，可以制造活动的印象。）这只万花筒里有马和小孩子的图片，如果速度控制得好，就可以看见马在得儿得儿地走，还可以看见小孩子在走路。韦德海默用一些纸片代替了那些画，他在纸片上的两个位置上画一些线条，线条彼此平行。他发现，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他先看到一根线条，再然后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另一些线条；再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两根线条就平行在一起了。又换一种速度转，则有一根线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了。这样，他就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并将要形成一种心理学理论。
第二天，韦德海默给大学的舒曼打了电话，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和自己对这个现象的猜测和解释告诉了他，并征询他的意见。舒曼对此无话可说，但愿意让韦德海默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设备，包括他自己设计的一种新型速读训练器。研究者可以调节装有幻灯片的轮子的速度，将一个视觉刺激暴露出来一小段时间让观看的人看，还可以使用在不同位置装有幻灯片和三棱镜的轮子来让观看者看到不同变换的图片。速读训练器可以很精确地加以控制，而万花筒则只能粗浅地演示。
由于韦德海默需要一些志愿者来做实验受试者，舒曼把他介绍给他的两个助手之一，沃夫甘·克勒，克勒很快又引来了另一位助手科特·科夫卡。他们两位比韦德海默年纪稍轻些（他30岁，克勒28，科夫卡24岁），可是，三个人都对神经心理学中的新心理学派和冯特的门徒们所忽视的高级精神现象极有兴趣。他们立即着手工作了，以后都成了终生的朋友和同事。
韦德海默是单身，有一份单独的收入——他父亲一直是布拉格一所成功的商业学校的负责人——韦德海默可以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