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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来。哥达德和其他几位助手挑出一些从外表上看去有点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过翻译让他们做比西氏标准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因此，工作一周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在此使用简洁的“心理学方法”，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1913年，拒签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上升一半。
哥达德1914年继续在艾利岛工作了几个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本人都有些怀疑了。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再把数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范围内。这些发现，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影响国会于1924年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控制移民法，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到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他虽然接受了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但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感觉到，他可以纠正这个标准，并使之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和其他许多同意智力遗传主义论调的人一样，特曼相信，有一种对这种方法的社会需要。他还看到了科学对此的需要：尽管他是位遗传论者，但他说，只有当非常完善的智力测试法进入广泛使用之后，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才会弄清楚，因此，他对比西氏标准做了重大修改，亦既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智力遗传说；他是印第安那一个农家14个孩子中的第12个，其成员或者在其两边的祖辈当中，都没有几个属于某个高级职位或者上过大学的人。可是，当他10岁的时候，一个巡回书贩子一边卖给特曼家一本论颅相学的书，一边摸着这个男孩子的头，并宣称他是旷世奇才。这件事可能促使特曼执着地相信先天论，他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很大的经济困难，他还是想法从一个乡村学校读到了正常的学校，再到大学，最终通过一份奖学金读到了克拉克大学，1905年在这里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他是一位确信不疑的遗传论者，也是高尔顿法的赞扬者。
在斯坦福大学，他在教育系呆了几年，然后成了系主任。在漫长和不简单的生涯中，特曼把这个系变成了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对有天赋的儿童进行了一项受人尊敬的长期研究，并对婚后幸福的心理学因素进行了古典式的研究。可是，他在心理学上出名的主要原因，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和对美国生活产生的最大影响，却是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与比西氏标准的经历，哪怕是在其1911年版时，使他相信，在较上层的心理水平上测试项目太少了，高级和低级阶段的许多测试顺序都放错了位置，而给予和解释试题的正确步骤也没有严格定义。在8位同事和许多公共学校教师的帮助下，他用旧法进行了试验，然后又设计了40道新题（从这套题目中选取了27题，再从别的来源选取了9题，共同形成最后的系列），让1700名正常儿童、200名心理迟钝儿童和聪明儿童及400名成人参与了测试。最后的标准即斯坦福…比奈标准由90道题构成；适用于3－5岁的儿童的那些题需要约半小时完成，为较大年纪的测试组设计的题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成人水平需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任何年龄组的孩子做每套题的成绩是另一组的成绩对比而分成好坏；对于一个年龄组的孩子太容易的题会移到更小的年龄组，太难的就移到后面去。为了让整个标准平衡起来，再加上较高和较低段的试题。测试结果与教师与同一些孩子的智力评判相比较，比较方法采用皮尔逊相关关系法；整体的相关系数为0．48，或者稍高一点，这样就使该标准有效。如果教师在评估这些孩子的智力时，没有考虑到有些孩子比同班孩子年龄小些或者大些，相关系数可能会再高一些。
这次修改最有价值的是，整个标准比比西氏或者哥达德…比奈…西蒙法更为“标准些”。也就是说，分数以结果为标准，这些结果是用正常儿童、心理迟钝儿童和优秀儿童以及成人的较大标准抽样中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孩子或者成人如果得到100分，则他就是个一般的考生；得了130或者更高分的孩子比总的人口水平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更聪明些，而得了7O分或者低于这个分数的人，就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稍笨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以下级别：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者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水平
110－120：较高智力水平
90－110：正常或者平均智力
80－90：较木讷，很少能判定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时候分类为木讷型，经常作为低能儿对待
低于70：肯定是低能儿
特曼是位文质彬彬和软心肠的绅士，他对这套新标准的使用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
在我们接受了智力测试给我们的教训之后，就不该再去责备心理有缺陷的工人们工作不得力了，也不应该去惩罚智力欠佳的孩子们学习不专心了，更不该去囚禁或者吊死心理有缺陷的罪犯了，因为他们缺那份智力来掌握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
如果说斯坦福－比奈标准没有能够将这些恳请变成现实的话，很幸运的是，它也没有能够将特曼将它用作优生学办法的想法变成现实：
可以放心地预测，在最近的将来，智力测试将会把成千上万的……高级低能儿置于社会的看管和保护之下。最终，它就会得出一个美妙的结果，使低能者不会继续繁殖下去，也杜绝了庞大数量的犯罪、赤贫和工业低效率。
出版于1916的斯坦福－比奈标准立即成为，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是，测量智力的标准试题。后来，它还在一系列学校、预习学校、大学及各种机构里成为低能者的测试办法。可是，其影响远非仅止于此，它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影响；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法（及其后来的1937版）成了后来兴起的几乎所有智商测定法的标准。比奈、西蒙和特曼认为是构成智力的主要元素的一些特点，成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智力测验的模式；这些元素包括记忆力、语言理解力、词汇量大小、眼手协调能力、对熟悉事物的知识、判断不合理事物的能力、思想联想的速度及丰富性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特点。
后来按照斯坦福－比奈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测试，在智力测试的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
几乎所有的比奈标准版——后来到了十几种之多——都得由一位心理学家或者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一次对一个人进行测试。可是，集体测试，即受试者自己阅读试卷，然后在多重选择题上选择答案，或者在表格上做一些合适的标记，操作起来将会更快些，简单些，也便宜得多。
在心理测量上作出的这项突破，是因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哪些服务。这个委员会报告说，这门专业能够为战争作出的最为有用的贡献，不过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办法，以快速地检查大批的军事人员，清除掉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不足的人，按军事人员的能力分成类别，把最合适做特种培训和责任重大工作的人挑选出来。
一组心理学家——其中有特曼、哥达德和哈佛教授罗伯特·耶基斯——汇集在葡萄园，开始设计这套试题。8月份，耶基斯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并受命执行该计划。他汇集了约40名心理学家，在两个月时间内拿出了“陆军阿尔法方案”，即书面智力测试题和“陆军贝塔方案”，为应召士兵中百分之四十识字不多的士兵设计的图画测试题（做贝塔题的试题要求由助手大声念出来）。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广泛使用的阿尔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里面是科学常识、民间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总汇，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为没有雨水快要干死了，你应该
——给它们浇水，
——征求花匠的意见，
——在旁边施化肥。
8．宁可战斗而不逃跑，因为
——懦夫常常被打死，
——战死更光荣，
——如果逃跑，可能背后挨子弹。
11．回声的起因是
——声波的反射，
——空气中有电子，
——空气中有湿气。
耶基斯的小组开始在4个军营中进行测试，可是，在几个星期内，总军医决定在全军实施该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即1918年11月，有170万人接受了这些测试，耶基斯手下约300名心理学家给每个人都打了分，并为他推荐了合适的军事任务。尽管耶基斯的心理学家队伍遇到了职业军官们的抵抗和不配合，但这些测试结果使约8000人因为不适合岗位而被撤换下来，并有约10000低智力水平的人被分配到劳动营或者进行类似的服务工作。更重要的是，阿尔法方案是一个重要的选拔标准，整个战争期间成为军官的20万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受到这种测试的影响。
然而，“陆军测试方案”在军内的影响远没有它在军外的影响大。它使美国更加意识到了心理学的实际用途，特别是从心理测量当中得出来的用途。（詹姆斯·麦基思·卡特尔说，战争把心理学推上了“作战图”；斯坦雷·黑尔说，战争给了心理学一种无法估量的方向，使它朝着实际而不是“纯科学”的方向前进。）
特别是阿尔法方案，它导致了智力测试爆炸性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