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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角度与刺激现象相关。因此，情绪行为是增强的、更有概括性的适应这个最高结果的最近基础。
这仍然没有解答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体验到一些误导我们的情绪，无用的情绪，或者使我们受伤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尼可弗里吉达是一位处于领袖地位的情绪研究者，他提供了好几种答案，其中有，功能紊乱的情绪有时候会来自于对情景错误的估计之中，有时候会来自于一些偶然事件中，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得了的，有时候来自于一些特殊情形中产生的应急反应，在这种情况下，稍为迟缓一些和更深沉的评估对我们更为有利。
心身研究也显示出，当我们无法逃脱，也无法采取行动来对付一种威胁性很大或者很紧张的情形时，我们的情绪并不是行动的指南，而是痛苦和疾病的来源。被一些狂徒扣押住的人质，前线的战士，晚期癌症患者都不能从他们的情绪中得到任何益处，而只可能被自己的情绪所损害。最后，当我们产生了互相矛盾或者不可兼有的欲望，或者一些与社会禁忌相左的欲望时，我们会体会到病态的情绪。
最近几年，许多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一直都在开采一些小矿，虽然没有找到富矿，也没有惊人的发现，却对刚刚出现的多元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比如，有些人一直在探索，具体的神经传递器是如何影响动机和情绪的。有一簇神经传递器分子能够堵住某些神经接受器，因此会影响食欲；肥胖的人服用这种化学品后吃得少些。然而，这并不能反证沙切特的发现，即肥胖的人受因为对思维的提示而产生吃东西的欲望，它只能说明，他们的进食会受到不止一种因素的影响。
其它一些人还沿着更古老的一条办法研究下去，即辨别情绪中不同的生理反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172名志愿者说出了他们感觉不同情绪的身体位置：羞耻感主要在面部，恐惧感在许多部位产生，可主要集中在肛门，讨厌产生在胃部和喉部等等。可是，这些研究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情结经验主要就是基于肉体体验的。反而，他们认为肉体信息是一种组合过程的一部分，它包括意识、认知评估和身体感觉，所有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
再有一些人长期观察儿童，他们在寻找移情和利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发现，一个婴儿在听到另一个婴儿哭时自己也会哭起来，这很明显就是因为某种原初的移情形式（同一个婴儿如果听到自已在录音机里的哭声却不会哭）；还有，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的，快一岁的儿童看到或者听到另一个人类经历痛苦时也会有痛苦的表现，二三岁的儿童会试图安慰甚至帮助另一个处于疼痛中的人，再过一些时候，就会形成复杂和无私的帮助行为。这些结果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理论：对另一个人的痛苦作出痛苦表现的倾向是天生的，可是，同情的情绪和因之而起的利他主义行为却是性格发育和社会化的结果，它们在移情的基础上不断增长。
人们可以几乎无限地提供这样一些例子。除了过去70年里像万花筒一样找到的发现以外，这些结果能不能放在一起，形成一种纯粹的动机和情绪学说呢？有些理论学说有可能，并提出了这样一些理论。在好几种理论当中，比如在罗斯·伯克理论中，情绪被认为是动机系统状态的读数或者是一种流程报告；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些信号和提示，它们会引导动机能量的流向。在另外一些理论当中，比如在罗伯特·普鲁契克理论当中，情绪被认为是产生寻求满足并因之而求得平衡的需要的行为现象系列。这两种观点比它们听上去更接近一些：在两种观点中，情绪都是动机和满足机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伯克的动机和情绪学说是今天发展最为成熟的，它容纳了我们见过的几乎所有的主要现象，从肉体的到认知的，也最好地代表了目前学说的状态。
伯克学说中的动机——情绪系统最基本的元素是被他称作“素元素”的东西——由进化发育而成的生理基础过程。它们会影响反射、原初驱动力（生理需要）和原始的情绪，并在三种水平上影响一个人：肉体变化（通过边缘系统、下丘脑、ANS、和脑垂体突出部分），外部行为（通过ANS和CNS）和认知。每种都轮流对其它部分产生反馈影响。
下面的流程图是伯克对这种复杂的动机——情绪理论的图示。
除非你自己想试一试，否则就没有必要去解开这道谜。可是，哪怕你不想解开，你仍然可以一眼看出，它把动机及情绪学说中肉体的、丘脑——边缘的，和认知的学说都组织在一起了，变成了一门统一的多元学说。对于“我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个问题，本图算是答案之一。它很复杂，也难于理解，可是，那些希望得到一个容易理解的简单答案的人只得放弃心理学，转而去天文学、数字学，或者对人类行为的某种类似解释中寻求它。
第十六章 认知心理学家
革命
乔治·A·米勒虽然在1960年看上去还相当年轻，虽说年近40，可看起来还喜欢搞些恶作剧的样子，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他在这门职业当中所占据的有名望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方式已经是早有保障的了，真是前程似锦。然而，就在这年，尽管为此极感不安，可他还是感觉到一股无法遏止的冲动，想要暴露自己的本色，哪怕这意味着放弃他在哈佛的位置。
他的自我暴露并非出自激进的政治信仰，亦非迫在眉睫的桃色事件，虽然这两项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他的问题在于他对思维的兴趣。
思维？这有什么可破坏或者争辩的？这不正是心理学关系的核心问题吗？
不，当时并非如此。自从行为主义4O年前开始主宰美国心理学以来，情形一直并非如此。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看不见的、非物质的和只能推测的思维，是一种过了时的形而上学概念，任何一位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名声的实验心理学家都不会去碰这个话题，更不会花时间去弄这个课题。
可在过去的几年里，米勒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位转变过来的唯心论者了。他出生在西弗吉尼亚的查尔斯顿市，并在这里长大，他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对心理学全无兴趣，甚至稍稍有点厌恶；他在回忆录中像平常一样半开玩笑地说，他看到有一本心理学教科书里面有大脑和其它器官的插图，“因为是在信基督教的科学家家庭长大，我从小就学会避开药物，如果碰到恶魔，我会认出他来。”
要么是教育所致，要么是鬼迷心窍，他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他在阿拉巴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因为一位女孩子的影响（后来他娶了她），他去参加了一次非正式的心理学讲座。讲课的是唐纳德·拉姆斯德尔教授。米勒对拉姆斯德尔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当他完成语言及交流硕士学位以后，拉姆斯德尔给他提供了一份教心理学本科生的工作，尽管米勒以前从没有正式上过这门课。到这时，米勒已经结婚并当了父亲，他需要一份工作，因而就同意了。教了一年心理学以后，他转变了自己。
他去哈佛学习研究生课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方面得到了坚实的基础教育。他使自己成了出类拔萃的学生，得到博士学位以后，他当上了讲师。在接下来的14年时间里，他首先在哈佛，然后又到麻省理工学院，在这些地方进行语言及交流方面的实验研究。尽管他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可是，跟以老鼠为基础进行的实验不一样，这种工作迫使他要对人类的记忆和其它高级心理过程进行思考，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参加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次暑假研讨班后，更加接近唯心主义论了，因为他与语言心理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这次会上进行了紧密合作。他在学年休假中去帕罗阿尔托的行为主义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并掌握了大量进行思维研究的新方法，特别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进行思维过程的刺激。
米勒于1960年秋季回到哈佛，可他已经变了一个人。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
我意识到自己对哈佛心理学系所限定的心理学概念的狭窄含义极不满意。我刚刚在阳光里度过了玩玩打打的一年。回到一个一头被心理物理学束缚住，另一头被操作性的条件制约所束缚的世界里去是件令人极不情愿的事。我决定，要么是哈佛让我创立某种类似于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那种交换式激发的东西，要么是我走人。
米勒把自己的不满和建立一所新中心，专门研究心理过程的梦想告诉了朋友和同事杰罗姆·布鲁纳。布鲁纳理解他的感情，也看出他的意图。他们俩人一起去找院长麦克乔治·班迪，得出了他的同意，并在卡耐基公司的资助下建立了哈佛认知研究中心。取这样一个名字使米勒感觉上像一位公开的叛教者：
对我来说，就算已经晚到了1960年，使用“认知”这个词仍然是一种反叛的行为。当然，对杰里＇布鲁纳＇来说可能没有这么严重；社会心理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像实验科学家一样因为行为主义的盛行而销声匿迹。可是，对一个接受过减约科学，并应该尊敬这种科学的人来说，“认知心理学”就是一项明确无误的声明。它意味着我对思维有兴趣——我从暗处露出身来了。
他成了一场运动的领袖，并极大地改变了心理学的焦点和研究方法，而且从今以后引导着心理学的方向。
乔治·米勒站了出来，这是60年代发生在实验主义心理学中的典型事件。最开始是少数一些人，接着，大部分人都抛弃了老鼠、迷宫、电栅栏和可以发放食物的杠杆，转而进行有关人类更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在整个60年代，这场运动形成了很大的势头，因而获得了“认知革命”的美誉。
许多因素都助成了这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