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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和60年代，心理学家在得到有关认知对动机产生的影响的新发现的同时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思维而不是内脏、丘脑或者边缘系统经常是情绪经验及其生理症状的主要源泉。其中的一些证据有；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般都认为，当某个犯了罪的人听到人们读一些单词或者提出一些问题时，其中的一些是中性的，而有一些又是与犯罪相关的，后者经常会引起嫌疑犯血压升高，皮肤电增大。在50年代和60年代，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另外一些证据性的症状，并改进了测谎仪技术。有意识的思维会影响情绪——至少会影响有罪的焦虑及其相关的生理症状——这种假定被确认了。
——1953年，一位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研究了五十多个吸大麻的人。他发现，除开其它的事情以外，得教刚开始吸大麻的人注意并分辨他们的感觉，确定何者为“兴奋”状态，并把它看作快乐。兴奋的生理感觉有相当一部分的意义来自于认知及社会的因素。
——在1958年进行的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约瑟夫·布雷迪通过电击使成对的猴子处于常规的压抑状态下。每对猴子中的一只可以通过按下一根杠杆而延迟电击20秒；另外一只猴子的体验与第一只猴子的体验联系在一起。（它要么就不被电击，要么按照第一只猴子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那样电击。）令人惊奇的是，可以避开电击的猴子会得胃溃疡，被迫的猴子却没有。很明显，第一只猴子的预期和由其能够控制电击的能力所施加的负担产生了焦虑及其肉体症状。处于电击控制组的猴子很快被称为“经理猴子”，因为它们的情形与人类当中处于高度压力和不断的危机预期之下的的经理们很相似。然而，并不仅仅是预期引起胃溃疡的。当一位名叫杰伊·威斯的研究人员重复布拉迪实验时（用老鼠而不是猴子），他增加了一种警告性的音调，让经理老鼠（但不是被动组）们采取行动。两个实验组都得了胃溃疡，可是，由于警告音调的安全保障，经理组的老鼠比被动组的老鼠所得的胃溃疡要轻得多。
——1960年，埃克哈德·赫斯（前不久我们看到他在一只机械母鸭身上印上野鸭图案）对一些看着不同图片的志愿者的眼睛拍照，男人的瞳孔在看到女人的照片时会扩大，特别是当他们看到女人的近照时；女人的瞳孔在她们看到婴儿，特别是看到与母亲在一起的婴儿时也会这样。辨认并评估图片内容的思维向边缘系统发送信号，后者接着就生成了周边及中枢神经反应，即，瞳孔放大和一种性兴趣感觉。
到目前为止，认知对情绪影响最为难忘的实验，是1962年由斯坦利·沙切特和杰罗姆·辛格进行的。这项实验得出了一个理论，它主宰了20年的情绪研究。沙切特是位直率的人，五官轮廓清晰，他的幽默感十分滑稽，在60年代还喜欢搞些冒险和容易导致误解的实验。我们在前面看到过，他喜欢扮演一个虔诚的信徒，相信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洪水之中。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能想到并进行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性的问题。
在回顾了支持和反对詹姆斯－朗格理论和坎农－巴德学说的一些证据以后，沙切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情绪、心情和感觉状态的种类完全无法与内脏的种类相提并论”，而且，跟其他大多数心理学家一样，他得出结论说，认知因素可能是情绪状态的主要决定因素。他和辛格提出一种假说，即人类不能从他们体验到的生理症状里找到一种情绪，而必须依靠外部的提示才行。通过这些提示，思维会把身体体验到的东西标为愤怒、喜悦、害怕等等。
为了检验他们的假说，沙切特和辛格清志愿者们同意注射苏普诺欣，以检测这种维他命制剂对视力的影响。事实上，注射的这种药物是类上腺素阻断剂，它会引起心跳加快，面孔发红，双手颤抖，就跟一些强烈的情绪一样。事先告诉了一些受试者，说苏普拉欣有这样一些副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告诉。
就在受试者开始感觉到药效前，他们被带入一个房间，和另外一个假装也注射了这种药物的学生（合谋者）呆在一起，他们要填一张5页的问卷。合谋者将他预演好的两段戏之一演出来。当着某些受试者的面，他会表演得很轻浮，很蠢，很开心。他会胡写乱画，把揉皱的纸团扔在远处的废纸篓里，只当是“打蓝球”，折纸飞机满屋乱飞，玩呼啦圈等等，同时信口胡言，比如：“今天我真高兴。我觉得又像个小孩子了。”当着其他一些受试者的面，他会一边填问卷表一边牢骚满腹，说里面的一些问题叫他烦心（这些问题问得越来越接近个人隐私，越问越有污辱性，最后的问题之一是：“你母亲与多少男人有过婚外恋关系？”——对这个问题，多重选择答案中最低水平的次数是“4次及以下”）。最后，他会把问卷撕掉，把碎屑扔在地上，大骂着冲出房间。
研究者们通过单面透镜观察受试者的行为，并给这些行为定分数，之后请志愿者填一份表格，表明他们愤怒、气愤讨厌或者反过来感觉多好，多快乐的程度。结果非常有趣。在没有预先告诉他们该药有副作用的受试者中，看见这个合谋者欣快的样子的人也有类似行为，并说他们感觉到了欣快感，而那些看见他很气愤，很愤怒的人也有类似的行为表现，并声称自己的确感觉到了同样的情绪。而在事先告知苏普诺欣的生理副作用的受试者却没有引发这样的反应。沙切特和辛格的历史性结论是：
假如没有给一个人即时解释一种生理激励状态的话，他会给这种状态标上名字，并以他知道的认知术语来描述他的感觉。在认知因素为情绪状态有力的决定因素范围内，应该能够预测到，正好相同的生理激励状态可以标明为“喜悦”或“愤怒”或“嫉妒”，或者任何叫得上名字的情绪标签，这取决于这种情形的认知方面的情况。
情绪激励的认知学说立即走红。它不仅显示出认知的重要性，心理学家喜欢的新课题，而且使一大堆先前得出的、令人惊讶的发现产生了意义。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心理学家们进行了数量繁多的相关研究，其中一些证实或者反驳了沙切特－辛格学说，可是，其中大部分确认并丰富了这个理论。下面是这些发现的精华部分：
——沙切特和他的同事拉里·格罗斯召摹了一批志愿者，有些是胖子，有些是正常身材的人，让他们参加宣称是对肉体反应与心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实验者哄骗志愿者把手表交出来，因为要在手腕上绑电极，绑在他们身上的电极只是个晃子，为的是诱使他们脱下手表。研究者们还在房间里留下一些饼干，并告诉志愿者——他在实验期间是一个人呆着——随便用。房间里面有一座经过修改的钟，要么是半速走，要么是快一倍。过一阵子后，志愿者认为到了午餐时间，不过，这时候尚不到吃饭时间，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还没有到午餐时间，而实际上午餐时间早过了。认为已经过了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比认为还没有到正常午餐时间的肥胖者吃的饼干多些。正常的志愿者吃的饼干是一样多的，不管他们认为到了什么时间。结论：不是胃，而是思维决定着这些肥胖者饥饿的感觉。
——另一个研究小组让一位漂亮的女性合谋者协助研究。当一些男性大学生走在大峡谷上的一座摇摇摆摆的吊桥上，或者走在一座又低又结实的大桥上时走近他们。在每种情形下，合谋者都要编一个故事，是说她为了一个研究项目需要他们填一张问卷表，并就一张照片编一个简单的故事。她把自己的名宇和电话号码都告诉每一个男性大学生，这样，当他想更详细地了解本项目时，可以给她打电话。她在很吓人的吊桥上走近的那些男大学生编的故事，比在又低又结实在桥上碰到的男性大学生编的故事包含更多的性意象，也更有可能打电话给她请求约会。实验者得出结论说，在可怕的吊桥上碰到的男性大学生把他们的焦虑解释成性吸引的第一个阶段。按照沙切特－辛格理论，这些人把一种外在的提示——这位漂亮女人的在场——看作对他们的生理感觉的解释。
——70年代后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保尔·罗金和德博拉·席勒调查了人类如何及为什么形成对痛苦刺激的爱好，这次是食物中的红辣椒。罗金和席勒采访了费城的大学生和奥阿夏卡附近一座高地村庄的墨西哥人。他们发现，一开始，儿童对红辣椒的反应几乎总是不好的，这就排除了爱好红辣椒的人对这种辛辣之物相对不敏感的可能性。他们发现，这种痛苦感觉最开始的不喜欢会因为母亲的训练和社会情形（特别是在墨西哥）而改变。热灼感觉被认为是所欲求的这种认识会使孩子们慢慢养成对它的爱好——这一次，证据又证明思维决定着一种感觉如何被解释。
——性激励和交配行为在昆虫当中是由外激素（诱引剂）自动激发的，哪怕在哺乳动物中，雌性发热后身体发出的气味也会激发雄性的性欲和性活动，每个养狗的人都了解这一点。另外，在许多哺乳动物中，雄性和雌性的荷尔蒙水平决定着它们什么时候会产生交配欲。可是，在人类中，外激素和荷尔蒙水平与性交兴趣只有非常有限的联系。大量人类学的，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研究数据都表明，人类性欲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认知反应上的事情——对特定于各种文化提示的反应。在成千种现有的证据当中，我们仅举三例：
1．在有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