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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是互动的，而在X和Y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意味着它们以某种方式互有关系；它不能证明一个因素就一定是另一个因素的引因。在一些社会心理学现象当中，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些现象都涉及到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任何一个可能都像是正在研究之中的某个效应的原因之一，可也许实际上只是某个别的原因的附带效应。可是，实验方法可以分离一个单独的因素，一个“不依赖的变量”，可以修正它（比如，通过改变在一个紧急情形发生时站在旁边的旁观者的数量）。如果这会产生一个“非独立变量”的变化，即这个处于研究中的行为，则人们就有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因果关系。这样的实验方法可以与某些化学实验相比。在化学实验中，一单个催化剂加到某种液里面会产生一种可测量的效果。如阿伦森及两位合著者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所言：“实验可以提供因果关系毫不含糊的证据，允许对一些无关的变量进行控制，也可以对一种复杂现象进行尺度和参数等的分析探索，这些方面是其它方法所不能比拟的。”
另外一方面，不管实验者如何有力地控制和操纵实验变量，他或者她都不能控制位于人脑内部的多重变量，除非受试者被欺骗了才行。如果他们知道调查者希望看到他们听到隔壁某人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声音时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一定会作出更加令人赞叹的行动，而不会是事情本来的样子。如果他们知道调查者的兴趣不在通过惩罚来增强记忆力，而在于到某一点他们才拒绝对另一个人施加痛苦，他们就更有可能更高尚地行动，而不会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作出的行为。因此，对于许多种社会心理学研究来说，隐瞒实验目的是一个必须做的事情。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以前常利用这种方法并不是因为这个有效的原因，而是因为另一种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仔细起草的隐瞒实验法是一个挑战；聪明而复杂的脚本受到极大的重视、会造成声望，会引人激动。而隐瞒研究有一部分是一种游戏，一种魔术表演，一种戏剧化的表演；阿伦森曾把实验者感觉到的刺激与一位成功地再现了某种日常生活场景的剧作家的喜悦相比。（阿伦森和一位同事曾设计过一种实验，不知情的受试者被引导着相信，她本人是一个串通人物，正在进行某种实验。事实上，她本人的角色就是实际的需要，而所谓不知情的受试者才是实际的串通人。）在60年代和70年代，这时候，大部分本科生都曾听说过隐瞒实验法，按照上述办法就可以继续误导受试者，然后再询问他们的意见。
可是，在过去的15年里，很有艺术创见、极聪明和大胆的实验风潮已经退下；今天，大部分社会心理学家都更为谨慎，他们比弗斯丁格、金巴多、米尔格莱姆和巴利及拉塔内慎重多了。可是，隐瞒实验法的特别效果对一些研究者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当人们遇到或者与这样一种研究人员谈话时，人们会得到一种印象，即他们都是一种极具竞争性，喜欢探根究底，滑稽，大胆，喜欢玩特技和非凡的人物，与像冯特、巴浦洛夫、比奈和皮亚杰这类不苟言笑的人绝然不同。
不断前进中的探索
社会心理学家们在最近几年里一直在积极探索的有些课题，是自从鲁温时代以来一直在进行的。其它一些课题是最近才提出来的。这些前进中的探索虽然彼此并不相关，但有一个特征是共同的：关联。几乎所有的课题不仅有科学兴趣，而且有深刻地潜质，可以改善人类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两个著名的例子。
冲突解决
在约半个世纪以前，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对下述问题产生兴趣：哪些因素会促进合作而不是竞争，人们在哪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会更有效地工作。过了不久，他们又重新定义这个课题，把它叫做“冲突方案”，把他们关心的问题定义为当人们竞争或者合作时得到的结果，因此可以达到目标。
莫顿·多伊奇（1920－）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荣誉教授，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研究领域的元老。他怀疑，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许是在儿童时期就埋下了根子的。在一个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中，他是第4个最小的儿子，在家里，他总是失败者，他把这种经历转换成了对社会公平和和平解决冲突的终生研究。
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才是他的真正兴趣所在。他还是个中学学生的时候，因为阅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对他自己体验到的一些情感过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到大学后，他计划要当临床心理学家。可是，30年代的社会激荡和二战的爆发让他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战后，他找到了克特·鲁温。鲁温的磁性人格和令人激动的想法，特别是有关社会议题的一些想法使多伊奇相信自己应该成为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研究了冲突解决法，直到今天还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个课题符合他的性格：跟其它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不一样的是，他说话慢条斯理，为人和蔼可亲，也热爱和平（除开在网球场上，他打网球默不出声，但极具竞争性——至少跟我打球时是这样的，他在球场上给我以痛击的次数可不少——笔者），而作为一名实验者，他主要依靠利用既不涉及隐瞒，也不会对受试者产生不快的游戏法。
他研究领域当中的一个焦点一直就是人们在“混合动机情形”中的行为，如劳资争议或者裁军谈判，在这样一些情形中，一方总是寻找办法来从对方的代价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但又有与对方共同的利益存在，因而也不想去毁灭对方。在50年代，他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了这些情形，主要方法是自己动手修改“犯人两难”游戏。在多伊奇式的游戏中，每个玩家都想法在两种选择中选一个好的答案来增加想象中的总数——其结果取决于另外一个玩家同时作出的选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玩家1可以选择X或者Y，玩家2可以同时选择A或者B。在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准备做什么，可双方都知道，他们所作选择的任何组合－XA，XB，YA，YB——都有不同的后果。比如，玩家1想：“如果我选X，而他选了A，我们都可以得9美元——但如果他选了B，我就会输10美元，而他也就得10美元。如果我选Y呢？如果我选了Y，而他选了A，我就会赢回10美元，而他也就会输掉10美元，但是，如果他选B，我们两人就都输9美元。”而玩家2也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
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会干什么，各方就只好自己决定走哪一步最好。可是，就像在原来的“犯人两难”游戏中一样，逻辑推理是帮不了忙的；只有当两个玩家都彼此信任对方会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步骤时，他们才会分别选择X和A，然后两人都赢9美元。如果随便哪一方不信任对方，或者试图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对方情况如何，则他可能赢回10美元而对方也会输掉相应数目，可是，他也有可能输掉10美元而让对方赢回相应数量，或者，也有可能与对方一起共同输掉9美元。
多伊奇对这些情形作了一些变更，这样，学生志愿者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以刺激和测验在一系列实际情形中的效果。为了诱发合作动机，他告诉一些志愿者说：“你们得考虑你们是合作者。你们对伙伴的好处和对自己的好处一样关心。”为了诱发个人动机，他告诉另外一些人说：“你们惟一的动机是尽力多赢。你们对对方是输是赢没有任何兴趣。这不是竞争型游戏。”最后，为了诱发一种竞争气氛，他再告诉另外的一些人说：“你们的动机就是要尽量为自己多赢，而且还得比对方做得更好。你希望赚钱而不是赔钱，可是，你还想要超过其他的人。”
通常，玩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时同时作出了选择，可是，有时候，多伊奇会让第一个玩家选择，然后把他的选择传递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也就会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另外一些时候，一个或者两个玩家都允许在听说对方的选择后改变自己的选择。还有些时候，双方都可以传递纸条，把自己的意图说出来，比如：“我会合作，因此希望你也合作。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能赢。”
如多伊奇所假设的一样，当玩家们倾向于考虑对方的利益时，他们就会以彼此信任的方式动作（他们选择X和A），因而整体来说结果都很好，哪怕有一方可能会成为大输家，如果对方欺骗了他的话。可是，当要求他们尽量多赢，并胜过对方时，大家通常都假定另外一方也是极力想以牺牲自己的代价去赢他，因而所做的选择就只考虑自己，使对方多输，或者两方都输。
多伊奇说，令人鼓舞的结果是，“哪怕是在双方都不关心对方的利益时，也可能发生对彼此的相互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情形必须具有下述特点：它们会引导一方期望自己的信任能够得到实现。”这就是比如这样一种情形，玩家的一方能够给对方提出一个合作方案，有规定和违规的处罚措施；或者，当一个人在作出自己的选择之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时。或者，当一方可以影响对方的结果时，其结果是，违反一项协议不是另外一方的兴趣所在。
多伊奇利用修改后的“犯人两难”游戏进行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一个播种的工作。它引发其他人进行了好几百个类似研究，他们修改并变更了玩家的条件，以探索其它一些在冲突解决法中可以鼓励合作或者竞争性风格的因素。
多伊奇本人很快转移到了另一种游戏中，在这新游戏中，他和一位研究助手罗伯特·M·克劳斯一起调查威胁会怎样影响到冲突解决。许多人，在发生冲突时，都相信通过发出威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