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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研究者会带领两位受试者到一个小房间里去，学习者坐在一张桌子前，他的双臂被绑起来，电极接到手腕上。他说，他希望电击不会太重；这人有心脏病。然后，教师被带入另一个邻近的房间，他可以在这里向学习者说话，也可以听到学习者的声音，可看不到他。桌子上有一个闪亮的大金属盒子，说是里面有一个电击发生器。前面有摆成一排的三十多个开关，每个开关上都标着电压数（15到450），另有“轻度电击”、“中度电击”等等，直到在435上标着“危险：严重电击”，还有两个开关，上面只是简单地标着“XXX。”
教师这个角色，研究者说，是要宣读一些成对的词（比如蓝色，天和狗，猫）给学习者听，再考他的记忆力。先念一组词中的第一个词，然后念四个可能答案词，让他选择其中正确的一个词。学习者通过面前的按纽来选择答案，教师桌上的灯泡就会亮起来。每当学习者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老师就掀动开关，给他一个电击，从最低的水平开始。每当学生犯一个错误，老师就给他一个更高级别的电击。
一开始，实验进行得很容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学习者会给出一些正确的答案，也有一些错误答案，老师在每个错误答案之后给学习者一引起轻微的电击，然后继续进行下去。可是，随着学习者犯的错误越来越多，电击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当然，这些仪器都是些假摆设，实际上没有任何电流从里面出来－情形是越来越糟糕了。到75伏的时候，学习者发出了听得见的呻吟声；到120伏的时候，他喊出声来，说电击已经弄得他很痛了；到150伏时，他叫出声来：“放我走，我不想试了！”每当教师动摇时，站在他旁边的研究者都说：“请继续下去。”到180伏时，学习者喊叫起来，“我疼得受不了啦！？到270伏时，他嚎叫起来。当教师犹豫不决时，研究者说：“实验要求你进行下去。”后来，当学习者开始撞墙，或者更后面，他开始尖声大叫时，研究者严肃地说：“你得进行下去，这是绝对必需的。”超过330伏时，隔壁只有沉静——这与选择了错误答案是一样解释的——研究者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进行下去。”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米尔格莱姆本人也甚为惊讶——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教师当真进行下去了，一直进行到底了。可是，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些施虐狂，能够从他们以为正在发生着的痛苦当中体会到什么快感（标准性格测试显示，在完全的顺从受试者与那些到某些点就拒绝进行下去的人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存在）；而是说，相反的情况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遵照研究者的命令进行下去的时候是体会到了很严重的痛苦的。如米尔格莱姆在报告所言：
在很多情况下，紧张到了在心理学实验室里很少看见的程度。可以看见受试者出汗，颤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手指甲都抓进肉里面去了……一位成熟的、开始很有自制力的生意人，进实验室的时候满脸微笑，十分自信。在20分钟时间里，他就变得颤搐，口吃起来，很快接近精神崩溃……可是，他还是继续对实验者的每一句话作出反应，一直执行着命令，直到最后。
谢天谢地，米尔格莱姆并没有报告他本人在观察这些教师受折磨时所体验到的一些症状。他是个生气勃勃的、诚实的小个子，他没有讲到他自己对这些受试者的痛苦有何感觉，否则，这篇报道一定会更加增色不少。
他对这些结果的解释是，这种情形是利用文化上面的期待产生了对权威的服从现象。志愿者进入实验时是要扮演合作者和受试者的角色，而研究者是扮演的权威角色。在我们这个社会和许多其它的社会里，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着遵守权威，而不要管有权威的人让你去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在实验中，研究者感觉到有必要执行命令；他们可以对一个无辜的人施加痛苦和伤害，就因为他们感觉到研究者，而不是他们自己要对其行动负责。
在米尔格莱姆看来，他的实验系列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正常的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波兰人竟会进行死亡营这类的暴行，或者至少接受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及其它被厌恶的民族的集体屠杀命令。（阿道夫·艾奇曼说，当他在以色列接受审判时他发现自己在消灭成百上千万犹太人中扮演一个角色时非常恶心，可是，当时他只好执行权威的命令。）
米尔格莱姆不断地变换实验方法，从而证明他的解释是正确的。有一种变化是这样的，在研究者还没有来得及向教师说完继续使用更高电压的重要性的时候，突然有电话找他；他的位置将会被一位志愿者来接替（也是串通好的人），他好像对按需要加压非常有兴趣，不断要求教师继续加压。可是，他是个替代者，而不是真正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教师会一直干下去。米尔格莱姆还变化着办法把队伍的构成调整一下。一般是，学习者长得和善、矮胖，中年人，而教师是穿戴整齐，严肃的年轻研究人员。可他又把角色倒换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一路进行到底的比例会减少，但也只到百分之五十。很明显，是权威与受害者的角色，而不是各人的性格在起主要作用。
米尔格莱姆的另一项令人不安的附属研究，是他对人们在这种情形之下认为自己会怎样想的调查。他向大学生、行为学科学家、心理工程师和外行人详细讲解了实验的构成，然后问他们到什么份上他们会停下来。尽管他们的背景有差别，可是，所有像他们这样的小组都说他们会在约150伏的时候违背实验者的要求而停下来，因为这时候，受害者是在要求放开他。米尔格莱姆还问过一些本科生，说到什么水平上他们会不听实验者的话，答案也在约150伏左右。因此，人们对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的估计和他们对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道德观念，与他们实际上在一个受权威控制的情形下的所作所为都没有什么关系。
米尔格莱姆的服从研究吸引了很多的注意力，并因为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而获得1964年美国科技进步奖。（1984年，当米尔格莱姆51岁因心脏病去世时，罗杰·布朗称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天赋的实验科学家之一”。）在十余年时间里，进行了约130例类似实验，包括在其它国家进行的一些实验。大部分实验证实和扩大了米尔格莱姆的发现，而且，在许多年里，他的实验过程或者其变化脚本，都是进行服从研究的重要范本。
今天，再没有任何研究者使用这样的方法了，也不敢这样做，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看一下而已。
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跟凶手、被杀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晨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下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有个人的确打了——在她死后。）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有两位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虽然都不是纽约本市人，对此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约翰·巴利是纽约大学的副教授，毕博·拉塔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他们都曾是斯坦利·沙切特的学生。谋杀发生后不久，他们在一次聚会上相遇，觉得两人有共同之处。虽然两人有很多地方不同——巴利是黑头发，彬彬有礼，青藤学院派头；拉塔内个子瘦长，一头浓密的头发，一副南方农家子弟的样子，口音也是南方的——作为社会心理学家，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他们当夜就此长谈了数小时，达到了一致的感悟。拉塔内回忆说：
报纸、电视、每个人都在传言说，事实是有38个人目击了这场暴行而没有一个人出来做点什么事情，就好像是说，如果只要一两个目击者看到了，而没有做什么事情的话，事情就容易理解多了。因此，我们突然间就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的确有38个人解释了他们的无动于衷。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一种现象颠来倒去地分析，然后看看你认为的后果是否是确就是那个原因，这是一个旧把戏了。也许，这38个人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还有其它的人都在看，这就是他们什么也没做的原因。
尽管时间比较晚一些，可这两人还是立即开始设计一项实验，以检测他们的假设。好几个星期过后，经过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反应调查，环境各个不同。
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巴利、拉塔内或者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说，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的个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