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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诺良州的首府是圣路易市，人口约有十多万，整个城市好象仍沉睡在十九世纪的岁月中，殖民式的房屋，百年来除了披上一层层斑剥的外衣，一切都没有改变。
圣市位居赤道之南，位于亚马逊河出海处，面临大西洋，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当地土壤之肥沃，物产之丰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一种经济价值极高的棕榈科植物芭芭苏，其种子可以提炼百分之七十的植物油，质地远比椰子、花生为佳。不仅可供食用，在工业上也非常重要。芭芭苏一年三熟，而且遍地丛生，毋需种植，只要在种子落地后，俯身捡拾即可。
基于市场的需求急迫，在五十年代，德国人首先来此开发，现代化的工厂耸立起来，海运网也无远弗届。然而到了开工的时候才发觉遍地的芭芭苏种子，却找不到人去捡拾。薪金低了，巴西人宁愿捡来自食也不愿工作。把工资提高了，工人赚到足够喝酒的钱以后，就一连几天不见人影。经过多年的努力，情况依然，德国人无计可施，只能勉强维持月产量八百吨，一年才装得满一船。
美国人不信邪，利用科学分析，采取心理战略，先在各地设立收购站以便利捡拾，情况仍然没有改善。进一步，美国人又在各地建造房舍，室内有水有电，冰箱、电视等设备一应俱全。只要巴西人捡拾芭芭苏种子若干，便可以住进去，享受文明之乐。
起初巴西土著因为好奇，确曾踊跃捐输过一阵子，等到新鲜感满足了以后，发觉得不偿失，又回到丛林中去了。
除了野生的芭芭苏，那儿还有很多椰子园，园主们终年只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到了收采的季节，买主一到，园主顺口估个价钱，即任人去采。至于没有主的椰子树，巴西人也懒得自行动手，他们训练猴子，让猴子爬到树上，只要做个手势，猴子自会把椰子摘下，丢到地上来。这样轻松的工作，还有人抱怨，怪椰子太重，树长得太高。
我一到圣市，那股潮湿而又燥热的空气，就令我感到呼吸沉重。再一看来接我的公司先遣人员满脸乌云堆积，我立刻跌入绝望的深渊。
公司在一个暂租的住宅里，设备简陋，人人打地铺，连床都没有一张。闷热的白昼让人提不起一点精神，无法工作。入夜后又因电力不足，灯光有似荧荧的鬼火，时明时灭。为了要办事，我们只好点上一盏煤气灯，那青白色的火焰，照着空旷的室内，更显得四周阴森森的，诡异迷离。
当地的股东有两位我曾在台北见过，魏先生约有五十多岁，曾任公路局工程师，是原考察团的团长，也是台北公司的董事长。另一位张上校曾留学西班牙，结识了一些南美军事将领，退休前是蒋纬国将军的副官。另外三位中，老萧是我的学长，他很有领导能力，头脑清楚，只是自视太高。小杨也是学长，他的私心极重，主意很多，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小廖则是学弟，他很少表示意见，一切唯老萧是从。
我到圣市的第一夜，在阴霾的气氛中，魏先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我阐明了台北方面的观点后，一场惨烈的战争瞬即爆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宁日。
魏先生以董事长身份，命令我立刻把钱交出来；小杨坚决反对办理新股东的入境手续，而且认为台北的股权不应超过百分之十；老萧则认为巴西公司应为主体，台湾是分公司，一切应由总公司作主。我看得出这完全是权利斗争的问题，如果公司不尽早成立，在台的股东便不能来巴，也就得不到合法的地位。这边的人打着如意算盘，认为台北的股东只负责提供经费，而由巴西公司全权经营。
我当然不能妥协，只有期望魏先生能主持公道，而魏先生除了同意立即成立公司外，其它不参加意见。张上校则在一旁隔岸观火，他不是新股东，也非考察团团员，而是张耀如特别请来做公共关系的。他的立场非常暧昧，每次都说要保持超然，私下里又分别要求我们支持他，希望能将魏先生取而代之。
我费尽唇舌，天天与萧、杨两人周旋，却毫无进展。好几次我失望得承认失败，准备回台，但是又总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后来老萧不再坚持人员来巴的限制，我也妥协了，自行作主，同意以巴西为主，台北为辅，且将台北的股份降为百分之十五。小杨却毫不相让，宁愿全部计划泡汤，也不愿意给台北最近参加的人捡了现成便宜。
有一次，老萧和小杨私下向我表示，我们几个农学院的同学已经大权在握，眼看可以成就非凡的大业，为什么这样傻，甘心让台北的人来分一杯羹呢？我则说出自己的责任和想法，我认为这种事业绝不是几个同学就可以完成的，人多才是力量。
由于经验与历练的不足，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是在与萧、杨谈话后，便写了封信给在台的同学，一方面谈了些近况，一方面对两位学长颇有微词。信一发，我就觉得不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总算大家同意先成立公司，接着为了头衔、职位，又是风波连连。照巴西政府规定，董事长一职应由巴西公民担任，而且已指定了一位素有声望的退休将军。魏先生认为副董事长非他莫属，张上校凭着他在南美的良好关系，也自觉当仁不让。争了几天，张上校以我们公司财力不足，人事倾轧，要向巴西将军揭发为威胁，魏先生这才让步。由张上校任副董事长，他则担任总经理兼财务，老萧管生产，我管商务，另一位巴西人管行政。
台北得知公司组成后才同意付钱，于是我把带来的美金支票交了出来，不料因台北作业错误，支票不能兑现。更糟糕的是我那位同学竟把那封信公开展示，两边都群情愤慨，一时函电交加，互相责怪。这边说台北失信，台北则坚持要将老萧解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所幸老萧颇识大体，自动辞职，钱也及时汇到，才稍有转机。
到了三月，因为我不能达成任务，张耀如亲自由台北赶到，以解决人员来巴的关键问题，他到了之后才发现双方之立场很难妥协。一直谈到四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乒乓外交，巴西政府基于政治因素，准备撤消我们的计划。至此，我心里已明白，如果两千户农民不能移民来巴，空有土地也难以成事。
祸不单行，支持我们最力的巴西驻华大使缪勒先生，乘飞机由台湾赴香港时，竟然在台湾海峡坠落，全机无人生还。失去了缪勒的助力，就像失水的游鱼，希望更是渺茫。我们一再努力挣扎，甚至到巴西里亚去找马诺良州的参议员沙奈设法，但是，看他那一副敷衍的态度，我完全绝望了。
台北公司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我也感到灰心万分，在七月底黯然地辞去职务。今后该何去何从呢？回台湾吗？又如何面对那些股东？这件事的错误完全在我，是我不自量力，又未看清真相，拉了这些无辜的朋友入伙。到了巴西后，明知事不可为，不能当机立断，以致泥足越陷越深，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后来听说台北还想挽救，又投下了不少资金，权利争夺更加剧烈。明知是个火坑，但因大家对我失去了信心，不论我如何劝阻，只换得冷言冷语的讥诮。这些无助的苦痛，都化为阿鼻炼狱，每当夜深人静时，便不断地在恶梦中出现。
平心静气的检讨，这件事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第一，经营企业本非我的志向，既未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下功夫去思考研究，只为有利可图，冒然投入。
第二，我自以为了解人性，像这样庞大的计划，参与人数众多，各人都有打算，而我却想用自己的理想粉饰其表，不伦不类。
第三，这种跨国事业，人员分处在地球的两极，本就沟通不易。再加上两边的参与者泰半素未谋面，怎能期望大家同心协力，合衷共济？
第四，我们后参加的投资者，只以些许的资金，怎能妄想趁人之危，分享原来那些人既得之利益？
总而言之，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自出头，硬把一些无辜的朋友拉进这个是非圈中。我原有预定的目标，这一次实际上是在抄快捷方式，想把公司组成，大量移民巴西。满以为到时可以借助众人之力，不但解决了继母的问题，又能衣食无虑，再去追求我的理想。
目标的达成有其必然的过程，以及必然的后果。如果不事先彻底了解这些必然性，那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当现实呈现在眼前，才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所要的，再想回头，光阴已逝，错误已然造成了。
我完全没有了解这一事件的必然性，我鄙视金钱，痛恨斗争，却把自己放在权利风暴的核心。当然，不经历这些过程，又怎能达成目标？然而后果是什么呢？万一运气好，轻易地度过了重重难关，一切顺利解决。再下一步，事业逐渐推展，在动态的人、事变化中，时时有新的情况产生，互为因果，又要到什么地步才算目标达成了呢？
我只是在追求幻想，而且把自己的幻想建立在别人的幻想上。综观我过去的所行所为，虽说是没有私心，但自认为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每每强自出头，滥作主张，这又与有私心有什么分别？古人曾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怎能在自己还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之际，就开始兴风作浪？
痛定思痛，我知道错了，但错已铸成。如今唯有隐姓埋名，遁避天涯，让时间去洗刷我满身的罪业。
到哪里去呢？死不能解决问题，剩下的责任是把我犯下的过错，向天下人公开。此外我还要更深一层地追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使错误一再地在人间蔓延？
回沙尔瓦多吧，至少那里还有音乐，虽然我曾是逃兵，看看能不能再逃回去。至于艾洛伊莎，我不敢想，也不够资格再想。我已经满身罪孽，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谈那些冠冕堂皇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