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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决定不学理工，农、医科则是连想都不曾想过。剩下来的，只有我真心喜爱的音乐、美术、文学三科，一时之间“鱼与熊掌”难以取舍。
考虑再三，我认为画画不用学，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只要有鉴赏力，我可以自画自学。文学也是一样，或许写作需要些技巧，可是在学校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教我如何作文。每次上作文课，老师只是出个题目，便由各人埋头去写。最后本子发下来，上面几个红笔圈圈，加上一个分数，了不起有两句不痛不痒的评语。这又代表了什么？那有什么可学？又学得到什么？
记得毛姆着的《一生必读之十大名著》中，说到作品成败的关键，并非文字的写作技巧，而是生活的体验。生活体验是无人可教的，我只要用心体会就是。
只有音乐，那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她”超然于生活经历之外，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抽象的、绝对的精神境界。区区几个音符，就可以让我热情奔放或是心酸凄楚，好象在宇宙的某一个地方，有个力量操纵着，一切感受都由不得己。
人的生理结构很微妙，听觉的功能或许不是最强的，但却随时可以提供外在的一些动静状况，好提醒视觉去观察。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拒绝看任何东西，却无法阻止声音侵入我们的耳朵。不仅如此，听觉中枢还直接连通反应中枢，以致人对声音特别敏感。
动物生存的威胁常来自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其它生物的攻击。这些情况经常会产生震动，发出音波，所以动物便发展出听觉，以利于生存。又由于音波的传送比较不受地形及环境的影响，所以由声音辨识出是求偶或是警兆，远比视觉来得容易。人类承袭了动物的生理结构，对声音的感受直接了当，并能毫无保留地传输到大脑的神经中枢，瞬间导致人的感知。
宇宙中时时刻刻都有各种能量的变化，以致声波充斥在空气中，无休无止地传播着。有的声音需要听觉辨别，以作利害的判断；有的则无关紧要，对我们毫无威胁。为什么在这些变化中，人能够下意识地随时作出正确有效的分辨呢？
听觉中枢有种功能，就是当某一系列声音一再重复时，“感觉阀”会自动提高，使听觉神经不受其干扰。而变化不断的声波代表着新发生的状况，其感觉阀低，故能保持敏锐的感受，立刻被听觉察知。
于是，音乐家出现了，他们利用声音直接撼动人心的力量，选择了能使大脑细胞产生共振的谐和音，使人在音乐中得到共鸣的感受。又由于“感觉阀”的生理结构，所以必须加上各种变化。然而太多的变化又会让人分神，故变化中要有规律，使人容易熟悉，产生亲切感。所谓亲切感，实际上就是大脑神经已经有了导通的神经通路。因为已经导通，所以电阻低，意识中枢的电势就很容易流经该区。
人对事物的兴趣，就是指意识导向阻力最低的有利状态；人对事物的了解，则是该事物与自己相关的信息。有些事物虽然了解得很透彻，却不见得能引起兴趣，因为一成不变的信道，又会提高感觉阀。好的音乐都有适度的变化，既符合规律性，又能维持感觉阀的灵敏度。从对音乐的分析，我发现它与人性有绝对的关系。
我不敢说当年就是这样想，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我认定由音乐可以了解人性。基于自己的遭遇，我急欲追求对人性的认知，所以，我决定学音乐。
同时，除了探索人性外，我还想学一些创造的方法。从小我就被逼着思考，全靠自己解决问题，长年累月下来，养成了用脑筋的习惯。习惯养成后，思考变成了一种“反应”，脑筋动得很快。有了这个长处，我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学，而且学得又快又好。但是，模仿是一回事，每到想创造些什么时，脑中却是汪洋一片，无从下手。
我直觉地认为，绘画只是模仿大自然，文学也不过描述人间事物，只有音乐完全是创造。所以一定有一种“创造的方法”，否则如何把那些无机的音符，组织成为动人心魄，歌之泣之的“天籁”？
音乐属于文组，因此我选择了高三戊班，专攻文科。
台中一中的师资比我在台北所见的要好，也可能是进了高三，远离了家庭纠纷和无谓的烦恼，所以开始注意到老师的素质。
比如说一位姓王的历史老师，他讲课时常把自己的看法与书本上的观点相互分析、比较。记得最清楚的一件历史公案，是历史课本上说汉朝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是“伪善”，王老师批评说：
“什么是‘伪善’？在人前和人后，在过去和现在表现得不一样，这叫做‘伪’；如果有一个人的‘善行’是‘伪’，当然是‘伪善’。而王莽‘礼贤下士，布衣终生’，这句话分明是说，他在人前人后，一辈子从生到死都是这样，怎能叫伪善呢？”大家听了，都觉得有理，王老师继续说：
“不论是什么人，要人人赞美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判断力，不能盲目相信史书，因为史书只是少数人的记述……”
这些话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个人行为的可信与否，应以终生的表现为依归，不必在意别人一时的批评。记得母亲也常常用这个观念来教导我，但是我觉得很难做到，因为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怎样才算正确。
还有国文老师，他把上课的气氛弄得很轻松，常常讲解些课外的题目，帮助我们了解课文。尤其在作文时，他从来不出题目，任凭各人发挥。同学若写不出什么，画个大押，他也不以为忤。但遇有值得夸赞的文章，他一定提出来讲评一番。
一中的自由学风很盛，我们宿舍里有一位同学，在床头挂了个“钟摆”，每天埋首研究“自由落体”，不幸他后来被家人强迫进了医学院。还有甲组一位同学杨维哲，他把大学里有关数学的课程全都自修完毕，常为人所津津乐道。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有一天，几个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说在台中戏院隔壁楼上有几个美国人，他们一边往楼下撒钞票，一边对捡钱的人拍照。同学们无不愤然，爱钱本是人的天性，美国人怎么能自以为有钱，便利用人性的弱点，拍照侮辱中国人。
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多久，几乎全宿舍的同学都被惊动了。事不宜迟，大伙不约而同地，都往市区跑。
谁知一到校门口，就有位教官等在那里，把着大门。仗着人多，同学们开始起哄，有位同学向教官解释了经过，然后大声问：
“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难道眼睁睁地看外国人侮辱我们？”
同学们一阵叫好，教官想了想，说：
“好，要去我们一起去，排好队，一切听我指挥。”
同学们立刻响应，自动排好队伍，准备出发。
正要走时，又有同学跑回来，说事情已经解决，几个老美被警察请走了。
幸而没有闹成大事，但是过不多久，那位教官却被调走了。
另外一次，是“刘自然事件”爆发，全国哗然，同学们也群情激愤。起因是一个美国人在台湾杀了人，结果美军当局却使用“治外法权”，硬判杀人的美军无罪。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美国人都是些自命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胳膊上老“挂”着一个身材娇小、打扮怪异的廉价吧女，吊儿郎当的到处招摇。
当时台湾的观光业并不发达，在台的“老美”实际上只是些待遇不高的水兵。但因用的是美金，台湾生活程度又低，所以其享受骄人，每每令国人自惭形秽。
我们原是自尊自信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只因目前国力衰弱了，需要美国盟友的协助。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牺牲自己的基本信念，丧失国家的主权。人会死，国会亡，江山也会易容，但没有任何人甘为人之奴。
同学们知道学校绝不容许大家去惹事，便打算偷偷地与其它学校联络，约好时间，准备一同上街游行。
我们还在商议中，有位外号“小教官”的教官，深夜把我叫去，劈口就说：
“你不要把台北的那一套给我带到台中来，我不是好惹的！”
我猜是为了刘自然事件，故作不懂，问道：
“我把台北哪一套带到台中来了？ 请教官讲明白一点。”
“你想来闹学潮，是不是？”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白色”管教公式，小教官先把“黑帽子”给我扣上。
我一听，满腔怒火都激发了。从小到大，老是碰到各种不平，这次开会我的确是参加了，也说了几句话，但绝对算不上是闹学潮。我立刻抗声道：
“教官！请你不要血口喷人，什么叫闹学潮？”
小教官哼了一声，说：
“你怕我不知道？你家住台北，为什么到台中来读书，一定没干好事！”
我只觉得热血上冲，脱口而出：
“好！你敢侮辱我的人格，你去叫宋新民来，问问他我为什么来台中！”
这话一出，把小教官给搞胡涂了，在学校还没有人敢对校长这样指名道姓的。他的气焰突然低了，小心地问我：
“请问宋校长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总算父亲可作挡箭牌了，挨了多年的打骂，这时抬出来，心中不无感慨。
“啊？那请教令尊是……”
“朱怀冰。”其实我并不知道父亲到底有多大。
他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说：
“朱老将军，是的，是的，党国元老，党国元老，那你要多为令尊想想才是啰！”
这是生平第一次沾到父亲的光，从此小教官对我另眼相看。
原来不只是我而已，小教官采用各个击破的技俩，大家都被他约谈了，只不知是谁通风报信的。总之，这次事情就此过去，台中一片平静。而同学们余波未息，有的决定要投笔从戎，以便捍卫国家的尊严；有的则颓丧失志，决定自我放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