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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毛泽东个人的执着：毛成功地将极少数人的理想化为国家统一的力量，其成就在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他深悉权势必然使人腐败，想利用不断的革命，不断地激荡整个社会结构，使之永远保持动态，以免沉淀物产生。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他们不了解人性，不思改变“不理想的人”，却去塑造“理想的环境”。不错，沉淀物将变成渣滓，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渣滓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报酬。在没有人能得到报酬时，革命的动力就瓦解了。
三是中国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这里指的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式。中国人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做个高传真度的扩音器。当毛泽东以他绝对的权威登高一呼，全国热烈响应，然后盲目地集体行动。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正是因为中国人太愿意相信别人，上当次数太多，才产生的疏离感。
社会性的动物完全依赖群体生存，只是人是有“心”的社会动物，信赖与自利这两种心态，就像钟摆一般，在人心的两极端之间摆来晃去。中国人之不同于西方人，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圣贤，他们的能力与智能后人无法企及，他们的品格更是令人高山仰止。也就因为如此，人人期望别人成为圣贤，好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
法国的智者伏尔泰就深知个中三昧，他认为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人也要设法创造一个。在中国，圣贤就是上帝。
四是人性的私欲：私欲是生命的特征，原系维持生存的动力。人将之发扬光大，利要大利，存要永存。当这种观念酝酿于人心中，眼看就要实现之际，人心必然泛出火花，是为兴奋、激动。如果有一群人都被激励了，人心在共鸣之下，会一直挺向高潮。
电磁波是变动不止的，各有各的频率。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令能量不断地激荡，其频率不断地修正，最后会变成频率一致的超高能量，即是激光光。人也有能量，在一个人口众多、诸心动荡的社会中，只要一个有利而响亮的口号，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认知去勾勒，等激荡到某一个程度，一股难以遏止的能量便涌现出来，遂成为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以群众运动起家，对自己的操纵能力很有信心。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善泳的人常溺于水，玩火的人总有被烧的一天。毛泽东这场火烧燃了全中国人的心，理想变成狂暴，狂暴聚成毁灭的力量。
几十年内乱的结果，人心思安，干部们满足于沉淀的收获。只有人世不知的黄毛稚子，精力正待发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眼见手触的都焚为废墟。十年的时间，十亿的人口，千百年以来的文化浩劫，又何尝不是人性中隐藏的一个基因？
我个人的感想是这种事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上发生，就如同阳光一般，生命需要它，把它捕捉后贮存在自己体内。生命体死亡了，能量开始转移，成为另一个生命的能源。能量一天一天地累积，由少而多，多到地面无法容纳时，便沉潜到地底成为石油。
有一天，地底累积的能量被发现了，人们开始大量地应用，那种爆发的力量就是群体的贡献。人不知满足，却自认有能力控制。于是人们肆无忌惮地大肆浪费，认定经济的繁荣就是人生希望所系。这种认识与毛泽东的理想又有多少分别？人类建立的基业很脆弱，太阳累积的能量也有限，难道我们一定要看到不幸后果的发生吗？
毛泽东的愚昧只是人性本质的警讯，人类文化巨流中的一段惨痛记录，其损失再大，也不过一两代中国人所背负的十字架。人只要继续贪婪下去，硬把自我的私欲当作理想，地球总有一天面临毁灭。今天我们责难毛泽东很容易，又有几个人反躬自省，想想有朝一日，当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崩溃的时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
这种巨变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受害者，其教训之深痛，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第二次。但是在那一次强烈的爆发下，人际关系、制度信念、人生意义都已经崩裂四散。且其余震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慢慢地弥合为止。
我看到的正是这场灾变后的余烬，我也看到了置身事外幸灾乐祸者，在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下，我不禁为人性之愚昧深感哀恸。就像路上有车祸发生时，伸出援手的人不多，围观的群众却深怕错过了精采的镜头。显然这些教训并不能使人多增一分宽容与慈悲，更免谈由此深思检讨。似乎人性中尚保存着亘古以来的兽性，那种舔吸牺牲者鲜血的滋味，油然从齿牙缝隙中溢出，一个一个馋吻大动！
工业园给了我一间办公室，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计算机、没有员工，我们如何工作呢？我想到了在香港办电子杂志的陈金耀，他曾经卖了几万套汉卡，多数是卖到大陆内地。我相信他对国内环境很熟，便找他来商量。
多年没见，他一点也没变，圆圆的脸庞，还是带着令人难以拒绝的笑容，啤酒肚子也依然挂在不成比例的腰下。他喜欢说话，一开动就煞不住车，每一句话他都要三、四次才能说清楚。可是，在这不惹眼甚至可笑的外表之下，却是精明的头脑，独到的眼光。
当年我们正在推广汉卡，台湾的五家权利都卖了。一天，林维江领着一个人，说是海外的传播媒体，要来采访我。
老陈操着广式国语，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突然说：
“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在香港大家只愿意看一些马上就懂的东西，像你这些理念大家都没有。”
“既然如此，我的文章不可能受欢迎。”
“朱先生，不要小看我们的杂志，我希望能有点教育性。我们有三本杂志，分别谈电子零件、计算机和电器。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教育读者是很重要的。”
他的话虽然没有条理，可是能从教育着手，表示这个人很有见识。我早就写了一些文章，也希望发表，当场便给了他。
那时我认识了一位香港的银行小开，他对中文打字机兴趣极为浓厚，坚邀我去香港，与他父亲讨论合作生产的事。由于有董之英的前车之鉴，我特别声明，中国大陆的市场我没有把握。他说得很好，中文打字机是文化事业，市场并不重要。
刚到的第一天，小开招待我去他家吃饭，我就看出市场问题的重要性，他父亲是成功的银行家，当然了解问题在哪里。他们父子一直用广东话争吵不休，小开后来告诉我，他一定要争取父亲投资，希望我能等一等。
在香港待了两天，我被“招待”在湾仔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内，整天不见一个人影。所幸身上带有老陈的电话，我打个电话给他，老陈一到，气得直说：
“这些衰仔！专门欺负人，他们为什么不请你住饭店？不要理他们，要谈合作，香港有钱人多得很。在这里住有危险，差馆会抓人的！办公室是不能住的。我可以帮你找投资人，香港有很多有钱人，钱多得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走！”
既然他们有心邀请我来，我怎能一走了之？后来证实计划失败了，我便搬到饭店去，与老陈在香港各处跑个遍。最后一天，老陈突然对我说：
“朱先生，你们在香港有没有推广计划？我认为香港市场比台湾重要，因为中国人一定要用中文计算机。台湾人人懂英文，中国大陆没有人用英文。香港离中国很近，你相不相信我？我们合作。放心，台湾的市场我绝对不碰！”
可能是为了避免他啰嗦不已战略吧！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此协议合作，把汉卡的香港销售权交给他。
这次，他一见到我，马上发连珠炮：
“哎呀！你真难找！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你！我的杂志卖了，合伙人难找！上次卖汉卡，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不是找你要钱，我问你，大陆你熟不熟？”
“熟当然熟，你想知道什么？”出乎意料的，这句话相当精简。
“我打算回国服务三年，三年以后再说。目前已经确定了，我将在深圳科技工业园建立基础，训练一些子弟兵，再求发展！”
“好极了！你回国来才对！我早就想劝你这样做了！这样吧，香港方面的事交给我，我去登记一个公司，在香港登记公司不要多少钱，这些你不用操心。台湾我也可以帮你跑，你没有打算回台湾去吧？现在回去应该没有关系了…”
他果然成立了一家“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我需要的只是耳目，有了他的协助，其它的我根本一点也不操心。
大陆现成的计算机工程师严重不足，加上养成教育上的差异，一定会与我的理念有别。我建议园区最好找些中学生来受训，我保证能化腐朽为神奇。
园区以为我想节省成本，他们说在大陆学历高不见得薪资也高。其实我是想提供那些不能进大学的学子们一个良机，他们比较纯洁，比较容易知足。
但是这样行不通，据当局的考量，设立深圳这个特区后，必须严格限制这个地区的户口，以免大量人口涌入，失去了引进技术橱窗的原始功能。我申请些高科技人才的名额，反而比要中学生来得容易。
刚到园区，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便每天打打篮球，舒散一下筋骨。人老了自己还不知道，常常看到球在眼前，但是脚跨不及，手伸不到。直到被人称了一声“老师父”！这才如梦方觉。已经是半百的人了，当之无愧。
陪我打球的都是些民工（园区正大兴土木），跳跳蹦蹦的和猴子一样，我经常被他们抓得全身是伤。其中有个小个子常常找我聊天，他说来自潮州，在这里做建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