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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堂在桥下一个小巷中，要先挂号，缴费十元。算命先生是成大机械系毕业的，年纪与我相若，却已是白发皓首。他是原堂主之义子，原堂主退休后，他才继承家业。据他说这种工作比从事机械难多了，但是为了不负养父之命，义无反顾。
他看了我的命，说是在四十二足岁之前飘流四海，虽有齐天的本领，依然一事无成。这倒是一点不假，是不是我的外表或者什么地方泄漏了机密呢？再一算，当时我应该算四十一了，今年有没有希望呢？他说，我在今年生日以前只能算是四十岁，这两年还要熬，必须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
沈的两位同学，据那位先生说，都与目前的工作无缘。一位即将赴美，一位亦将离职，且都会相夫教子，以家为业。唯有沈红莲，先生说：
“你这个工作很适合，会做下去。”
沉红莲已经订了婚，原本打算在未婚夫出国后，继续深造，她便问道：
“我想继续读书，可以吗？”
“不可能。”
果然，那两位不久就离开了。沉红莲则为了献身中文计算机及中华文化，到现在还是日以继夜的埋头苦干，不要说出国深造，连结婚生子都担搁了。
大周对我们后续的计划爱莫能助，当时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南京东路，是向“名将室内设计”借用的。名将的负责人被我们的工作热忱所感动，很有意支持。但是我知道他们力量也有限，下面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只得婉拒了。
薪水已经没有了，前途一片荆棘。沉红莲的个性很坚强，不愿被挫折所击倒。她宁愿去做家教维持生计，决心要继续下去。
受到她的鼓励，我当然更不会退让。我们根据电话簿，把当时位于台北市的多家计算机公司地址抄下来，决定每天一家一家地去拜访。这分明是“科学”，白纸黑字，每一个中文都已经编码完成，我们认为计算机公司的从业人员一定有识货的。
不幸二十多家计算机公司，家家口气都完全一样，没有一家认为“中文计算机”可行，甚至有人说有台“中文终端机”也就够了。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两者的分别，但是由他们的神情以及谈话中中英夹杂的事实，我看得出来，中文计算机早已被他们否定了。
我们改弦易辙，到各大学的电机系（当时尚无信息系）去，看看有没有学校愿意合作。想不到学校比商人更现实。商人只是否定中文计算机的商业价值，教授们则更武断地说，中文早就该淘汰了！这种老古董，害得中国沦落到今天地步，还不快趁计算机来临的机会将它丢掉！甚至于某校有位颇享盛名的博士教授，不齿地说：
“你知道吗？英语即将成为国际语，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文字。我们要生活在世界上，就要全面放弃中文，大家来学英语！”
这种干云的豪气，只差一点令我作呕，我不仅不能“受教”，而且要让这些“外行白痴”看看老古董的价值。
庄灵知道了我的遭遇，他说他曾经采访过一位青年才俊，是台大电机系的教授，创办了一家电子公司。庄灵慎重地介绍我去，他认为一定会有结果。
我们制作了一个计划，去见那位教授。果然他没有否定中文，叫我们把计划留下，他要仔细地评估。过了一个星期，他找我们去，问我的计划要多少钱。
“只要能实现中文计算机我就满足了，多少钱不重要。”我说。
“那么，朱先生，我很不客气地告诉你。如果你自己都看不出它的价值，我的看法是，它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痛定思痛，原来这个世界已经疯了。好吧，我把计划中加了一条，索价一千万台币。没想到沉红莲送去打字时，因为气不过，偷偷地把一改为六，变成了六千万！
我想到真正了解中文计算机重要性的，应该是政府。当时孙震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我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计划，觉得很有价值，由于主持信息事宜的是工业研究院，他便代我转交给院长方贤齐。过了一个多星期，工研院回了一封公文，文中劝我不要“闭门造车”，叫我去研究王安公司的产品。
我不知道王安的产品是什么，但却知道一点，绝对不是中文计算机，否则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中文亡定了？我们不愿死心，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机关、基金会、学校，结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一个人认为有中文计算机的必要。
计划的挫败、生活的压力，无一不是严重的考验。所幸沉红莲和我都有一股倔劲，我们不信自己是错的，也不甘心就这样承认失败。此外，我不能否认，人在无助的情况下，命运是最后的依仗了。我记得国安堂说过，一定要过四十二岁才会一帆风顺。那么再坚持一年多，再苦也可以熬过去。
一九七九年五月，岳父告诉我说有位同乡曹育东，任职三军大学计算机中心主任，他曾提及有位叶博士向三大建议开发中文电传，三大上报后，国防部批准了。叶博士要求两百万美金供买器材之用，三大却因为经费无着，将计划束之高阁。最近国防部查询计划进度，三大的校长蒋纬国将军便交待下来，一定要找人来研究中文电传！
曹育东四处诉苦，说打着手电筒也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电传的人。刚好碰到另一位同乡，谈起有这样一个人，神里神经的，在搞什么中文打字机。于是曹育东找到我岳父，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他那里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但有一台计算机，可以由我去玩。唯一的条件是，如果碰到有人来调查，必须承认是在研究中文电传。
能有台计算机研究一番，总比我目前走头无路要好，尤其是我设计的是中文打字机，但却声称是中文计算机。至于计算机是什么样子，老实说唯一的印象，是那“二○○一年”科幻片中的“红眼睛”。我当然愿意去，沉红莲也没有反对。
曹育东见到我们，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要能应付来调查的国防部官员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东西来。至于在三大，我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如此而已。然后曹主任便带我们到一间“教室”似的空房间，中间有一列长条木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桌子旁放着一个方盒子，其余什么都没有。
计算机呢？曹育东指着那台电视，说：
“这是最新型的王安 2000T计算机，一台售价一百六十万元。现在交给你了，只要不弄坏，你尽量用吧！其它我不管了。”
这叫计算机？太令我失望了，但是我又怎能在曹育东面前示弱？他要是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计算机，不把我赶出去才怪！
沉红莲也楞住了，好在空空的教室中无人打扰，我们研究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脑。中午休息时间，有人来玩“电玩”软件，我乘机在一旁偷招，暗自记下各种操作应用的细节。等他们走后，我再一步一步地模仿，直到熟练为止。
中心里有一位程序员熊黎民，他有时会来修改程序，这又是我偷招的好机会。两三天后，我差不多已偷到了计算机的作业以及软件制作的方式。因为王安这部计算机中存有一万多个中文字形，都“存”在旁边那个叫“可携式硬盘”的方盒子里。要用时可以“叫出来”，但只能“放”在萤光幕最下面一行，且最多显示十个中文字，用处不大。
由于王安计算机用的是三角检字法，我略一翻阅就想到一个方法，我可以将王安的三角号码与我的输入码作一对照表，这样立刻就可以把我的输入法实现在计算机上了。其次，我的输入法还有造字的功能，既然能把字叫出来，当然更可以将字“画出来”。
于是，我请熊黎民帮我写程序，熊丢了本书给我，说：
“你要写程序？自己看书吧！”
我一看，书名为“BASIC ”，又是一头雾水，从何下手呢？我一向不是个好学生，英文更是鸦鸦乌，现在要我以四十高龄的老贡生，来学这些？
我不是许过愿的吗？如果连这一点难关都过不了，我还够资格谈什么愿心？许愿是很容易的，一时冲动人人都做得到，但要坚守诺言却要真正的奉献牺牲。我必须先把自己的“我”心去掉，否则就不要自欺欺人！
心中凛然，立时清除杂念，专心一意翻开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吞食、噬嗑。心中空灵，目标明确，不到几天，我就完全看懂了。而且也试着写了几段程序，都正确无误。我又在熊黎民追踪程序的过程中，学会了渗透到机器内部的技巧。根据推想，我认为王安的中文字形一定是贮存在那方盒子的硬盘中。
我又花了两天时间，由沉红莲帮我记录，我则一步一步地追踪，果然被我找到中文字的点阵。这时我在巴西学的画地毯技术立刻派上了用场，我试着用地毯的坐标方式，把所得的二进制数据，在纸上以平面展开，果然，字形出现了。
最后一步，是我选了几个王安的字，将之改成我们的码，再用程序一调！奇迹一般，键盘敲处，我们辛辛苦苦编的字码，就变成了屏幕上的中文！
当然，程序还有些问题，我找熊黎民来看，请他指导。他一看，大吃一惊：
“朱先生，这个程序是你写的？”
“是呀，不过还有些问题，我……”
“这些事应该由我来做的，你告诉我就好了，不必你动手。”
我追忆之下，了解计算机大约花了六天，由学到写出程序来，大约也是一个星期。其中唯一的诀窍，就是瞄准目标、心无旁骛。（后来我才知道，居然有人怎么都学不通。）
一个月后，沉红莲把王安与我们的字码，全部列成一个总表。熊黎民则将表用在输出入程序上，我们再向王安公司借来一台终端机，分别把两台机器放在两个教室中。我们能做到在任何一个教室中输入，都可以将讯息显示在另一端的屏幕上。于是，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