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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几年前读到过费孝通回忆潘光旦的一段文字，说潘光旦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有个“己”字，这个“推己及人”的“己”字“很厉害”。这个“己”当然不是只顾自己的己，而是内心的自尊、独立和对自己的原则、初衷、信仰的忠诚，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他人的尊重。沈从文这个倔强的“乡下人”算是做到了心中始终有个清醒的“己”，尽管也经历了误解和磨难。可是以此来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波折和迷失，只能让人感叹“己”之难得，而费孝通面对“那一代”人发出这样的感慨，自然也不是无的放矢的。
间世异人资耀华
——兼贺《书屋》创刊十周年
？ 张远山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十四章〔1〕
我对自己的文字嗅觉向来自信，瞄两眼就决定一本书该立刻放下还是潜心读完。这一本很特别，瞄了两眼已打算放下，但不知何故，我却翻到其中一章读起来。读完一章又打算放下了，但不知何故，我竟强迫自己硬着头皮从头读起。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文字嗅觉不断阻止我读完它，但非关文字的直觉却引导我欲罢不能。鬼使神差地读完全书，我目瞪口呆。
资耀华先生是难以概括的人。读其完成于1990年的自传《世纪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时〔2〕，我的脑中不断跳出习见的各种人格类型，但是无一合适，只能承认技穷，敬服资公为“异人”〔3〕。
一、不幸之幸，吉人天相
资公1900年生于湖南耒阳。1916年小学毕业后赴东京，报考日本人返还部分庚子赔款招收的官费留学生。考场不在中国而设于日本，是因为日本人不相信中国官僚，怕他们徇私舞弊。在七百多名中国报考者中，资公成了四十八个考取者之一，于是去东京的湖南省留学生监督处报到。学生监督是湖南人田汉（1898—1968），早已耳闻资公是最年轻的考生，所以对其他报到者一一登记了事，留下他最后登记，并催促他搬到隔壁，以便就近照应。
1918年10月的一天，资公感染了肆虐日本的西伯利亚流行感冒，突然病倒在床不省人事。当晚田汉迟迟不见他回来，急得破门而入，把昏迷不醒的资公送入医院。医生说，若再迟两小时，就来不及抢救了。
资公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后追忆，我曾有五个假设：假设田汉不是学生监督；假设我没有遇到田汉；假设田汉当时未管我搬家的事；假设不是搬在田汉的隔壁住；假设田汉那天晚间没来看我，而是第二天早晨来看我。这五个假设之中，只要有一个是真的话，我这条小命，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经客死异乡而埋骨东瀛了。”
其实这五个假设都不成立。我不是说历史不可假设，而是说由于资公的特异，他命中注定会逢凶化吉，九死一生而履险如夷。正是由于特异，资公每有困厄必有贵人相助〔4〕。但助他脱厄的贵人远没有他特异，无一能够自脱己厄〔5〕。
资公在日本遇到的另一位湖南同乡是李达（1890—1966）〔6〕。无所不知的李达，巨细无遗地为他设计了一条理想进路：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拜著名左派经济学教授河上肇（1879—1946）为师。资公说：“李达的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胜读十年书’，事实上我以后的学习经历也就是按照他指示的道路进行的。”这句话看似轻易，其实隐含着惊人的毅力和才华。有几个人能够择善而从地设计理想，并任重道远地抵达理想呢？对大多数人而言，抵达之地与理想目标总会发生偏离，但对资公而言，抵达之地与理想目标不会发生偏离。无论环境有多糟，干扰有多大，他总能挥洒自如地抵达至高境界。
1920年，资公回国度假，在西湖岸边独自吹箫，吸引了湖中游船上的一家子〔7〕。携小辈租船游湖的女主人，令长婿上岸致意。接谈之下，始知是京都帝国大学同校不同系的同学。十年后的1930年，资公成了女主人的次婿。资公夫人童益君同样令人钦敬，是一位品行高洁、人格完美的杰出女性。
二、见机之先，算无遗策
留日十年以后，1926年资公毕业。作为官费留学生，他必须去北京教育部报到，归国前向师长一一辞行。一位日本教授对他说：“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过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才，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8〕内藤湖南（1866—1934）托资公带一封信给其湖南老友，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1870—1937）。
资公在北京的两所大学短暂执教后，熊希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前秘书、《银行月刊》李编辑，于是他开始为《银行月刊》撰稿。熊希龄又把资公推荐给自己做财政总长时曾任泉币司司长的汇业银行北京分行李经理，资公从此进入金融界。有趣的是，熊希龄派李编辑说项，欲把甥女嫁给他。李经理也派部下作伐，欲把胞妹嫁给他。足见资公玉树临风之卓异神采，然而早已有了意中人的资公均一口回绝。
尽管不识抬举，资公还是凭着惊世才华，于1928年初春被调入汇业银行天津总行，并受命筹建奉天分行。然而资公迅即作出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正在此时，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881—1976）因激赏资公发表在《银行月刊》上的文章，委托湖南人唐有壬（1893—1935）找到了他〔9〕。1928年8月，资公果断离开汇业银行，加盟上海银行〔10〕。从此以后，陈光甫对雄才大略的资公言听计从，上海银行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果然不出资公所料，汇业银行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这不过是其超常预见力的牛刀小试，此后还将屡试不爽，而且平生决策无一失误〔11〕。
除了东北和四川两大区域，上海银行当时已在全国各大商埠开设了分行。1930年，陈光甫派资公去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尽管东北的银行同业热烈相邀，但资公的考察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次年果然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随后陈光甫又派资公入川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这次资公听到了两种意见：船王卢作孚（1893—1952）力陈上海银行入川之利，银行同业痛陈上海银行入川之危。资公考察后力主入川，并提出具体方略。上海银行很快就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了分行。资公说：“这些分行的设立，其实具有战略意义。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了陪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有这些分行，很方便地将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得益匪浅，此又是一个不幸中之小幸。”
资公屡屡言及“不幸之幸”，不自矜其能，不自伐其功，不以算无遗策自炫，极具为而不恃、功成不居的大宗师风范〔12〕。
三、外圆内方，狷介不苟
1931年1月26日夜间，日本记者高桥赶到闸北资寓，告知战事在即，敦促资公尽快搬进租界。资公全家于当晚入住英租界的亲戚家。仅隔一天，“一·二八”上海战役爆发，闸北江湾一带成了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主战场〔13〕。
1933年，资公被上海银行派往美国进修。先到旧金山，一位曾受聘上海银行的美国专家驾车带资公观光。“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他把车速开到每小时九十多哩到一百多哩，他是故意炫耀，我实在有些惊心动魄，但我也不肯示弱请其开慢点，不过我当时确实有舍命陪君子的感觉。”在温润柔弱的外表下，资公的内心竟如此坚毅刚强〔14〕。
随后资公抵达费城，进入陈光甫在美留学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沃顿学院。陈光甫当年的导师约翰逊教授受托指导资公的学习。约翰逊破例宴请资公，并允诺随时予以协助，但资公并未选修约翰逊的课程。“此举可能引起教授的不快，但我选的课程已满负荷，无法再选不愿学习的课程来使其满意。”这一细节，充分显示了资公外圆内方、决不曲己媚人的高贵品格。
1934年，资公由美赴英考察银行制度，游历欧洲后返沪。1935年春，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营不善，三百多万存款中的两百多万成了无法收回的呆账。资公临危受命，接任天津分行和北京管理行经理，还兼任中国旅行社华北区经理。资公到任后大展长才，不仅迅速扭转困局，而且从京津金融界异军突起。
1935年，资公频繁往返津沪两地，既要在天津分行独当一面，又不断被上海总行召回应对难题。因金融界普遍银根紧迫，资公建议上海各大私营银行摒弃私见，打破壁垒，师法日本劝业银行，联合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