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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总是意味着不平等，因为权力总是“宰制性”和“非对称性”的。所谓“宰制性”和“非对称性”，汤普森是这样界定的：“当既定的权力关系处于系统性非对称状态时，就可以把这种状态描述为宰治之一种。当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以一种持久的方式被赋予权力，而且在以这种方式阻止（或者在某个重要程度上不允许）其他人或团体接近这一权力时，无论进行这种阻止时基于何种基础，权力关系都是‘系统性非对称’的。”〔1〕
我们应该关注社会层面上的权力关系：现实中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关系？哪些人，哪个阶级，什么样的生活领域或经验领域被赋值或被压抑？它们是以何种方式被赋值或被压抑的？我们更应该关注文化中存在的权力关系，比如，即使在简单的两极对立（如新／旧、老／幼，男／女，阴／阳，善／恶，自然／人工，驯服／野性等）中，哪个因素受青睐，哪个因素遭贬抑？更不必说那些隐藏着“权力的诡计”的各种命题、分析、综合和逻辑推理了。
比如，我们学习文学理论课时，老师谆谆教导我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说什么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容置疑。如此说来，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文学永远是第二性的，由此确立了生活对于文学的优先权，也确立了生活对于文学的宰制关系。这种宰制关系表现在许多方面，作品真实不真实，要根据它与生活相符的程度来判断，批评者只要大喝一声：“生活是这样的吗？”作家便立即无地自容，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生活是怎样的，不由作家说了算，而是由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说了算的。也就是说，有关生活的话语权永远属于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文学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一度也是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真理，但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是怎样的，同样不由作家说了算，而是由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说了算。这意味着，如果要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如果要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作家首先要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然后才能成为作家。在貌似公正的知识话语中，掩藏着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现在好了，鲍德里亚尔告诉我们，生活本身也只是一堆拟像（simulacrum），它也是人造物；与文学相比，它也真实不到哪里去，充其量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其实拉康早就说过了，人们总是假定世界之上存在着一个客体化的“凝视”（gaze），我们就是为这个“凝视”存在的。通俗些说，我们都是为了一只眼睛活着的，世界是为了那只眼睛创造出来的。为了这只眼睛，古阿兹特克人（Aztecs）在大地上创造了飞禽走兽的巨幅形象；为了它，通往罗马的地下水槽上才有那么精致的雕刻。这两种景观，我们都无法在地面上观赏到。我们总是觉得“有朋自天上来”，它正在凝视我们。我们总是怀疑我们生活在别人的梦境之中，是别人的梦人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中人”，仿佛我们就是别人梦里的那堆“骨头”。总之一句话，世界是人造物，与文学无异。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视的是语言，因为处于某个位置上的个人和团体要想界定社会代码和价值，就必须控制语言。罗兰·巴特说得好，语言是“一套强权人物用来标注、界定和分类的记号系统”〔2〕。
不过，听了这话，福柯一定会“夫子哂之”的，因为与“语言”相比，他更喜欢使用“话语”一词。话语（discourse）一词属于那种“人人皆用却又鲜有界定”的术语，在眼前的学术讨论中，随处可见它的身影。虽然含混不清，但它依然十分有用（或者说，正是因为含混不清，它才如此有用）。福柯是它的创造者，女权主义者又使它大放异彩。1980年版的《韦氏新综合大字典》认为，话语是一种对话，或公开对话的方式，是“词语性的观念交换”。很显然，这一定义并没有把握住话语最基本的特质——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复杂关系。在福柯那里，话语总是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路德·弗兰肯贝格（Ruth Frankenberg）这样界定话语：“历史上构成的一套观念，它为个人提供概念性框架；历史上形成的材料，它出现在制度的设计和创造中，影响日常实践、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3〕
“话语”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话语”一词既暗示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又否定了语言即自足的交流工具的语言观。因此，“话语”还常被用来指称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密切相连的“谈话模式”。这揭示了一个事实：社会制度在不同的社会领域派生了不同的谈话方式或谈话模式，这些“谈话模式”也被称作“话语秩序”。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有助于确立“社会关系”，有助于创造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
对于权力与话语的强调，是福柯全部著作的主线。在他看来，复杂的权力关系已经延伸到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到（通常是矛盾性的）“主体－地位”（subject…position）问题。福柯的全部著作首先得益于他的历史观，而他的历史观来源于尼采，他也承认自己蒙恩于尼采。尼采把自己的历史观称为“谱系学”，听上去跟“族谱学”似的。尼采要以此重新发现矛盾和斗争，抨击他所谓的“总体化话语”的专制，重新发掘破碎的、被压制的、局部的、特定的知识领域。他反对宏大真理和宏大理论，这令人联想到利奥塔尔对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和微小叙述（small narrative）的区分。从尼采那里，福柯接受了“谱系学”一词，他要把渊博知识（erudite knowledge）与局部记忆（local memories）融合起来，以重建历史上的各种斗争，并策略性地使用这些知识。
福柯最初关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关心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人文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比如，何以在十七世纪疯癫忽然成了一大社会难题？何以“疯人院”（madhouse）取代了“疯人船”（madship）？在福柯看来，这两者大相径庭：疯人船的容量是有限的，疯人院的容量是无限的。在十九世纪，疯癫开始被视为社会性疾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失败，精神病患者就是社会渣滓或社会败类。那时候，asylum（收容所、精神病院）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司法机构，还是道德完善的手段。在那里，精神病患者就是罪犯，他们被“指控”、“判决”和“执行”。福柯说了，可以把精神病院的诞生视为主体性之生成的隐喻，它充分证明了“话语政权”的存在。
“话语政权”的存在表明，话语绝不仅仅只是语言，它与权力亲如一家。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所谓话语权是也。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完全平等地获取话语资源，某些人或某些团体比另外一些人或另外一些团体享有更多的话语资源，因此也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宰治性团体和“沉默”的团体，比如政治中的强者和弱者，都市中的城里人（非农业户口）和乡下人（农业户口），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
根据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话语的功能有三：第一，话语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它能在人与人之间分配权力，因而具有塑造社会关系的功能；第二，话语是结构性权力的载体，这时话语蜕化成了习惯、惯例和制度；第三，话语为权力的根基进行辩护，这时话语涉及意义的建构和真理的生产。
情景性权力（episodic power）可以在许多指令中发现，在那里，语言被用来激发特定的行动。在这方面，能否成功取决于说话者对不同语言特性的掌控，如使用乡音（“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如使用“慈母式语言”（“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对我呼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别再四处漂泊……”），如使用“被动权力策略”（“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如使用委婉语（“老张说没就没了”），以寻求认同感或归属感。情景性权力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情形是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何者是可欲的，何者是可能的，何者是正确的，何者是合理的，统统强加于人。
不过，作为情景性权力的载体，话语最重要的作用是与话语的其他功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使用话语时，要对自己与统治权力的关系做出判断，继而或者认可，或者反抗。也就是说，使用话语涉及对社会关系或直接或间接的陈述。明显的陈述包括我们称呼某人时选择的头衔（同样姓张，在办公室里办公的老头我们称“张老”，在锅炉房里烧锅炉的老头我们称“老张”），包括使用的指令形式（“请赏光”），包括有条件的顺从（“如果答应我，我愿意做出牺牲——把这杯酒干了”）。不明显的陈述处于语法特征的内部，如名词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句化（passivization）。在科技英语中，大量的动词被名词化了，因为科技英语要求行文简洁、表述客观；同样，这样的行文也给人以真实可靠之感，有一种影响我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力量。根据统计，在科技英语中，至少三分之一的语句采用被动语态。它会说“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the machine”（机器运转时的温度要注意），而不说“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the machine”（你要注意机器运转时的温度）。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予人客观准确之感。即便它真的是真实可靠、客观准确的，也难以保证别人不会套用这样的修辞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