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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应了咱们中国“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老话，正当鲁迅在上海因失业而弄得心力交瘁之际，大救星从天而降，老上司兼绍兴老乡蔡元培先生又一次（上一次是在１９１２年）救助了他。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经鲁迅挚友许寿裳的牵线帮忙，时为国民党要员兼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大学院（教育部前身）院长的蔡元培为鲁迅和江绍原安排了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挂名闲差，月薪三百元大洋（实为干薪，光拿钱而不必做事）。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陈明远语）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插曲，我们不妨顺便提上一笔。当年鲁迅在通过许寿裳获知蔡元培已口头表示要聘其为“特约撰述员”的消息之后，曾先后在给江绍原、章廷谦的几封信中就“饭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无非两层意思，一是反复表示对该饭碗实在不太“感冒”，二是对曾被尊为前辈的蔡元培多有微词。七八十年后当我们翻读这几封信时，真是觉得意趣盎然。这年１０月２１日，鲁迅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按，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４〕“与兄相宜”四字妙甚，难道“特约撰述员”这一美差于“弟”（自己）便不相宜？读鲁迅这几句话，我总觉得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又十天之后，复致信江绍原云：“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５〕口头上明确表示不想去端大学院的饭碗。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按，此处显然省略了“与我”二字），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６〕在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的同时，仍不忘发一通“谁稀罕你那碗饭”的豪语。又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蔡元培的聘书送达的前十几天，盼聘书盼得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７〕（按，“太史”指蔡元培，旧时称翰林公为“太史”，蔡系清末翰林）鲁迅不愧学过师爷笔法，仅仅一个“类”字，便境界全出，使得自己对于蔡元培的鄙夷之情跃然纸上了。
有人说，鲁迅的书简均是很好的文章，此言不假，只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百思不解：既然盼大学院的聘书如大旱之望云霓，为什么又要屡出豪言，表面上故作清高之态？既然视蔡太史为不屑一顾的政治傀儡（这一看法于１９２７年前后的蔡元培来说本来不无洞见）、言而无信的小人，但为什么又一门心思要到“傀儡”门下去当食客，总嫌人家的聘书来得慢？平心而论，不管是讲新道德还是旧道德，我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饭碗所表现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心态与作派实在不敢恭维。透过上述几封书信，人们真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走近鲁迅”，发现一个原来未曾见过的陌生的鲁迅。要之，有事实表明，由于与蔡元培曾有旧怨，鲁迅当年在是否去吃“撰述员”这碗饭的问题上曾有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但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他最终是“吃你没商量”地接受了蔡元培所安排的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便是四年多，直到因“绝无成绩”〔８〕被大学院裁撤为止。
闲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月薪三百元大洋”这个本题上来罢。每月三百元大洋，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据陈明远先生在《中国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经济状况》〔９〕一文中的考证，同时期上海一个五口贫困之家每年有四百元即可维持基本生活；当时典型的自由撰稿人柔石刚出道时月收入只有三十至四十元，二三年后才提高到百元左右。通过这一横向比较，可略知月薪三百元大洋的份量。正是这笔丰厚的固定收入，正是这只“平平稳稳”的饭碗，成了初到上海的鲁迅的救命钱，使他得以在上海滩上安身立命，并为他进而操自由撰稿之业、打“壕堑战”奠定了牢靠的经济基础。１９３２年，“特约撰述员”的待遇被裁，鲁迅的经济状况顿感拮据，无奈之下，竟想到了把与许广平的往还书信拿来出书换钱。他当时曾致信许寿裳云：“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１０〕此事亦可从侧面说明大学院的干薪对于鲁迅来说是何等重要。可以这样讲，假如没有这四百九十两黄金（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的收入，以鲁迅那样的性格，那样的健康状况，他能否活到五十六岁，肯定是一个未知数。这样说并非耸人听闻，因为在旧社会的上海滩上，年纪轻轻的文化人早殁于贫病交加（如蒋光慈、朱湘等便是如此）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闻。
对于鲁迅当年面对大学院的丰厚“官饭”所作出的抉择，我们今天的人们自然没有必要更多地说三道四，鲁迅毕竟也要吃饭呀。如果有人据此而指责鲁迅无节操无骨气，则未免有钻牛角尖之嫌，但是，如果竭力掩盖、淡化乃至曲解这段历史，则同样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陈明远先生为鲁迅算账达数年之久，他当然非常清楚来自大学院的收入对于鲁迅的极端重要性，但他却强史就我地硬说后期鲁迅“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何出此论，实令人匪夷所思。自由撰稿人者，卖文为生也；坐领大学院干薪者，吃“官饭”也。卖文为生与吃“官饭”，二者泾渭分明，不容假借。既认定鲁迅四年中累计从大学院领得四百九十两黄金，又说同时期的鲁迅身为自由撰稿人，这难道不是明显地前后矛盾么？或许，在陈先生看来，区区四百九十两黄金对于鲁迅这样的“大腕”来说，实属“毛毛雨”，充其量只够爱子海婴的糖果钱，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吧！
陈文谓：鲁迅“后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分，九年收入相当于今二百一十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二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北京公务员时期（相当于今）“九千多元”的月收入。这里的算账方法很成问题，至少有“移花接木”之嫌，第一，二百一十万元中肯定包括大学院干薪五十一万元，为什么非要将其与写作收入捆在一起算？难道这笔巨款也算“撰稿”收入？第二，鲁迅后期的平均月收入肯定会高出前期，因为后期的版税收入中包含不少前期作品的再版收入，这条“规律”适用于所有的成名作家。陈先生的这一发现，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有多少个读者便有多少个鲁迅，陈明远先生笔下的鲁迅是一位获得了巨大成功的自由撰稿人。这个鲁迅硬是靠着手中的那支“金不换”便挣得了足够的钱，因而足以“超越‘官’的威势，摆脱‘商’的羁绊”，“自食其力，自行其事，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并“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以上均系陈明远语）。可惜，这个新鲁迅与历史上的那个真鲁迅似有相当距离。但另一方面，陈先生又“求证”心切，这就难免使自己的文章前后矛盾，漏洞频出了。
笔者认为，要替历史人物算经济账，首先要摆正心态，应当是从事实和数据中引出结论，万不可“大胆假设”而不“小心求证”。有鉴于此，笔者颇想凑个热闹，在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也来替鲁迅算一笔账：
鲁迅一生所挣的钱相当于今三百九十二万元，其中：
北京公务员时期收入相当于今一百六十四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
在上海领大学院干薪相当于今五十一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
厦门、广州教书收入相当于今十七点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
其余为写作收入，相当于今一百五十九点五万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
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综上可得出结论：鲁迅一生以吃“官饭”或曰“财政饭”为主，比重达百分之五十五；写作收入只占总收入中的小头，真正卖文为生只有最后的五年时间。所以，将鲁迅视为典型的自由撰稿人似缺乏足够的依据。
鲁迅生前经常诉苦，后世的研究家们也每爱围绕鲁迅的“苦”作文章，这或许不无一定的理由，但换个角度看问题，平心而论，鲁迅的一生又何尝不是苦中有“幸”。１９１２年，在浙江老家失业的周树人由许寿裳牵线，经蔡元培提携谋得了教育部“佥事”的差事；十六年后，在上海失业的鲁迅，复由许寿裳牵线，复经蔡元培关照，得以迅速实现了“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的愿望。一前一后的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十八年的“官饭”，保证了鲁迅自“而立”以后，得以基本保持“中间阶层”（陈明远语）的生活水平和安定的写作环境。相比之下，旧时代的多数文化人就远远没有这般幸运了。如此榜样，又岂是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