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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通过《圣经》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最先教我认识基督信仰的仍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的小说和舍斯托夫那篇尖锐的临终绝唱以及舍勒的价值现象学。以后我开始读《圣经》时，没有、也不想清除这些前理解。有人说，这个人读《圣经》不正统，不是直接读经，而是先听了一些文人、哲人的说法才去读经。可是，谁读经不带有某种前理解？释经的生存性和思想性前理解是不可避免的，要么是某教派性的解释、要幺是某种个人经历。巴特读《罗马书》没有自己的前理解？他不是说基尔克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他茅塞顿开，以至读出了自己从前读《罗马书》时从未读出的实义？巴特有幸可以把自己读出的“实义”与他所属的教派传统联系起来，而我不幸却没有这样的教派资源。写作本书时，我没有读到过巴特，惟一一段巴特引文，还是从波普尔的引文中借来的。一些评论家以为本书受巴特思想影响，高估了我当时的视界。如果说本书染上了那么一点巴特神学的精神，不过因为这种神学精神同样是从基尔克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的。
理解欧洲思想，固然最终是要重新理解汉语思想。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场精神搏斗。从历史角度看，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体力强的民族压倒、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即便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并不虚弱。然而，就算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体力克制了帝国资本主义民族，绝对的精神──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不会随之解决。比起绝对的精神问题本身的遭遇，民族精神的遭遇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精神最终是个体性的、超历史、超民族的自由行动。中西方文化的相遇引出的精神搏斗，很大程度上受经济、政治、军事体力的较量意识支配。绝对精神在中西方的普遍崩溃，人道凌迟、世失其序，才是值得关注的精神的“事情本身”。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搏斗，纯粹是个人性的。“比较诗学”的写作任务为我走出民族性的较量意识、转向精神的“事情本身”提供了机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是一个人与中西方思想历史中的几个人的个别对话。即便没有“比较诗学”框框的限制，“拯救与逍遥”的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写法可能不会如此。
基督教的思想立场使得本书显得要全盘否定儒、道、释，好像我有意继承“五四”精神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的传统。引言其实已经清楚表明，本书的目的是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本书后半部分，主要批判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八十年代后期，萨特存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显学，甚至于还带有政治英勇的气概。本书没有跟随、而是尖锐抨击这种英勇的思想，怎幺能算站到全盘西化的立场上去了？现象学解释学和基督教思想为我提供了超出中西方思想的对立景观、超逾了较量意识，纯粹精神地检审中西方的思想。何况，我所得到的基督教思想立场远非正统的，而是拒绝了形而上学神学的现象学神学（舍勒、海德格尔）。我已经身不由己地跌入西方思想的内在冲突之中，再不可能仅仅站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立场掇拾现代诸儒的唾余——要么以西学释中学、要么称中学如何比西学“高明”，也不可能对西学笼而统之地希声附光、务竞新奇，以求适一时。
无论拒绝还是赞赏这部书，不少读者都以为，我把目光投向神性之维，在文化思想中制造了“宗教热”。
一种“宗教热”可能靠一本书来制造？从古至今，中国社会和思想中的宗教还少？说本书引入基督教，更是荒唐。即便在文化思想领域，晚清、民国已有人大谈基督教。问题只是，晚清以来，士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大多受民族性较量意识支配。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以文化理论的形式恢复基督教思想的论题，从历史眼光来看，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认信基督是否意味着离弃此岸的在世、转向彼岸的神性之维？基督的上帝道成肉身，为了此世而死、死而复活。举世的万般宗教中，还要哪一个“神”像基督的上帝如此关切此世？基督的福音绝非否定此岸的在世，而是关切何以在世。承纳基督上帝的恩典、与受苦的上帝同在，不是成圣，而是成人。
基督的在世受苦为人提供了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在世理由。是否承纳这个理由，自然是个人认信的事情。与先贤切琢磨的独白成了矫揉造作的“比较诗学”对话，必须纠正命运导致的这个历史误会──因此修订首先删除了副题。我本来无意论析诗人，比较诗学的框框令我非借“诗学”来说个体信仰的事不可，实际上我的确不懂什么“诗学”。不过，冒充“比较诗学”并非一点益处没有。现象学解释学必须进入具体的经典文本。海德格尔对德语诗歌的解释，当时令我非常入迷。离开北大那年，我着手选编、组译海德格尔的释诗文集（如今在美国已经当教授的友人陈维纲和张旭东曾分别翻译了《致亲人/还乡》和《诗人何为》，本书中荷尔德林的诗，出自陈维纲的译笔，《诗化哲学》中里尔克的一些诗出自张旭东的译笔。《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失散时，译稿不幸散佚了）。“比较诗学”的框框，反倒为我尝试将现象学解释学具体运用于批判性地解释古代和现代思想提供了稽之文字、验以楮墨的契机。即便今天来看，这条解释学的路并没有误入歧途。只有通过对历史中的思想的重新解释，才能找到汉语哲学精神再生的可能性。
既然本书初稿的原意如此，问题就不在于去掉比较诗论的外观，而在于现象学解释学的发挥是否地道。出于这样的考虑，从整体看来，本书才值得、而且应该重写。修订进展非常缓慢，忙于眼下新的问题关切，心思不在，是原因之一，几乎要重新写过，也是原因。到九八年，仅修订（等于重写）完头两章。内子说，那么辛苦，重写一本书也不至如此！
的确，为什幺非要把过去的不成熟变成现在的成熟？我决定放弃重写的修订方式，采取删订的做法：删除为冒充“比较诗学”生拉活扯的段落甚至章节（比如第五章最后一节），删除累赘的表达、罗嗦的段落──初版行文拖泥带水、有时近乎臃肿；一些如今看来明显不恰切的说法，也得订正，但没有加油添醋，仅仅修改了一些表达，以便说得更清楚。
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将本书分为两卷刊行，下卷书名颠倒为“逍遥与拯救”。一些只闻其名、未见其书的朋友以为我写了一本新书，仅在海外可以找到。如果将来真的重写了“拯救与逍遥”，我也许会命名为“逍遥与拯救”。
与修订相关的事，都记在这里了。
“交班”问题
“交 班”问 题
？ 刘洪波
美国总统大选搞成了持久战，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为了“为公共利益服务”，布什和戈尔争得不可开交，好像投完票了，就没有公众的事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布什和戈尔两个人之间来回不让，点票大战正合乎我们的思路，两个人都是十足的资产阶级，“不肯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不甘心是不甘心，却也没有谁“打起背包就出发”，带领人马去当草头王，而是争到底谁的票数多。票数多的通吃，这一点他们是有共识的，这也合乎我们的思路，他们终究是“穿一条裤子”的，一方面尔虞我诈，一方面又共同维持欺骗善良的人民。
最让人气恼的，我看是克林顿。这个吃美国人民、喝美国人民的头子，现在反倒像个没事人一样，在这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时刻，一言不发，其历史责任感到哪里去了，实在需要问一问。
美国人民也很令人恼火，他们并不给予克林顿对选举实行指导的权力，好像国家离得了主心骨一般。克林顿就是有些花心，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业绩也是突出的，内政外交都弄得有板有眼。选战僵持，他们竟不去征求其意见，不去请他定夺，实在是有眼无珠啊，哪怕是强烈要求克林顿再干一任呢，也不为过，反正克林顿年富力强而且经验丰富。
美国是一个大国，老要当世界警察，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反正它就当上了。所以美国总统是需要有很强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在美国利益上考虑，克林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是不错的，这几年国际上的许多事情，都被他摆平了。美国人却没有为“生活在克林顿时代”而由衷地感叹，不去挽留他再作几年贡献，难道出一个领导人才容易吗，难道他们竟然还指望有人比克林顿干得更好吗。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布什或戈尔是否会比克林顿干得好，而只是相信克林顿干了两任，就不能再干了，但宁可让布什与戈尔弄得不休不止，危害稳定，也不干脆让克林顿再干下去，这叫什么道理。
克林顿最大的问题，是培养接班人不力。他当了两任总统，且明知自己不能再干下去，却没有把最大的心思放在培养可靠的接班人身上。以他的地位和威望，只要有心用力，把副手戈尔着力培养出来，应该是可以做到平稳过渡的嘛。如果戈尔不堪造就，也应该早一点培养新的接班人，也免得落到选战无宁日的结果。看来，克林顿是一个路易十四，只管自己坐天下，根本没有好好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是“我下台后哪怕洪水滔天”哪。
就在美国大选最初宣布布什当选的时候，我看到国内某新闻机构的专讯，称“戈尔由副转正的梦想落空”。副总统与总统，“行政只差半级”哩，而且是总统职位空缺时的入替人选，这不就是“储君”么。由“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