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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钞之始
元何异孙曰：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用钞之始。
按司农此条，见《周礼》注，余初得之，谓可以证钞法。后检旧本《十一经问对》，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十一经问对》删去此条。
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万，其值太重，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与民间无预也。
唐宪宗行飞钱，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按飞钱合券取钱，即交子之权舆。宋太祖置便钱务，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
按此亦飞钱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务。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按商贾惮于重赍，交子之设，正以便民。今民间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隐操于富户矣。○造钞之法
宋史云：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置交钞库，金以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诸路置官库受之，每贯取工墨钱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钞法。王文统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遂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交钞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钞麴货等禁。
按金元用钞之初，皆见其便。迨行之久，而其弊渐生。于是议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钞初止十贯，而其后乃有二百贯至千贯者。元之钞始止二贯，迨桑哥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视中统钞五贯文，是方尺之纸，值钱五千文也。武宗造至大钞凡十三等，每一贯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纸，值钱五万文也。先后轻重不伦，无怪乎视为虚券，而不可行也。斯固由更法之弊，而亦创制之初，未能斟酌至精也。然则欲行钞者，必立法之始，详审精密，先求尽善一定之后，更不改造，而后钞可永行矣。
金史云：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又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横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或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量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掏攒司库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用印依常例。
按金之制，钞法亦备矣，惜其尚未知装潢精工，使不至易坏也。至于命善书者，书先正格言其上，富民而兼寓教民，不尤善乎。
《元史》云：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元至大四年罢行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曰：法有便，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是之。
按以钞为不可废，以钱钞为宜兼行，自是确论。
元顺帝十年，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合宰相脱脱意，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者乎？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藏其实，而业其虚，恐不为国家利。亻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至元钞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第当于立法之初，先定其规，而慎守之。元世先废钱不用，至顺帝时钞法极弊之世，承仁宗罢行银钞铜钱之后，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契哲笃诚未达时务，而吕思诚之言，亦岂极至之论耶？
陆世仪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与器械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按此论三币甚确，知重不如轻，则知钞之不当废矣。
高珩云：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上操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唐法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
○究钞之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俊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鲸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疏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会子，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