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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
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邪？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得长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妄，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之所宪，非然大地万国所谓宪也。
长素虽与载┟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桎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父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毒不韦而踣覆之。今载┟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途，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以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
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今之载┟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禄有征，符命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毓，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风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笃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
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吾所不敢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以阿坤鸦度，一蹶不振相校。今天下四万万人之才性，长素岂尝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而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
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非曰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圣，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和给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而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而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文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犹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或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党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尝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呜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
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每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邪？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后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箸。故此社会学家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所证明势无可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膻贱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