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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岛氏《修辞学》云：凡备体制者，皆得称文章，然凡称文章者，不必皆备体制。无味之谈论，干枯之记事，非不自成一体。其实文字之胪列，记号之集合耳，未可云备体制之文章也。此说不然。图画有图画之体制，非善准望审明暗者勿能为。表谱有表谱之体制，非知统系明纲目者勿能为。簿录有簿录之体制，非识品性审去取者勿能为。算草之体制非知符号通章数者勿能为。此皆各有其学，故亦各有其体。乃至单篇札记，无不皆然。其意既尽，而文独不尽，则当刊落盈辞，无取虚存间架。若夫前有虚冒，后有结尾，起伏照应，惟恐不周，此自苏轼吕祖谦辈，教人策锋之法。以此谓之体制，吾未见其为体制也。善夫章氏《文史通义》之言曰：塾师之讲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取譬以示蒙学。拟于房室，则有所谓间架结构；拟于身体，则有所谓眉目筋节；拟于绘画，则有所谓点睛添毫；拟于形家，则有所谓来龙结穴。此为初学示法，无庸责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习时文，乃其所言亦有类是。则以眼界所及，多属宋文，而苏轼吕祖谦辈，实为时文之祖，故所言亦适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读无句读之分。就有句读文中，亦尚有近于无句读文者。而必执一体制，以概凡百之体制。悲夫！井鱼不可与语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与语冰者，笃于时也。
○诸子学略说
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亦在其列。或云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诟詈嘲弄，无所假借。《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为真。孔墨不可复生，谁使定世之学乎？”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盖观调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党同门而妒道真者，刘子骏之所恶，以此相责，得无失言。答曰：此说经与诸子之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欲考索者，则不得不博览传记。而汉世太常诸生，唯守一家之说。不知今之经典，古之官书，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故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才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尔。是故非仕无学，非学无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惟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此之谓也。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庄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学二术者，如儒家多兼纵横，法家多兼名。此表里一体，互为经纬者也。若告子之兼学儒墨，则见讥于孟氏。而墨子亦谓告子为仁。譬犹以为长，隐以为广。其弟子请墨子弃之。进退失据，两无所容，此可为调和者之戒矣。
今略论各家如左：
一论儒家。《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艺之谓。是故孔子博学多能，而教人以忠恕。虽然，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汉书》以周秦汉初诸经学家，录入《儒林传》中，以《论语》、《孝经》诸书，录入《六艺略》中。此由汉世专重经术。而儒家之荀卿，又为左氏、梁、毛诗之祖，此所以不别经儒也。若在周秦，则固有别。且如儒家巨子，李克宁越孟子荀卿鲁仲连辈，皆为当世显人，而《儒林传》所述传经之士，大都载籍无闻，莫详行事。盖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虽今文古文，所持有异，而在周秦之际，通经致用之说未兴，惟欲保残守缺，以贻子孙，顾于世事无与。故苟卿讥之曰：鄙夫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捭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云腐儒，即指当世之经师也。由今论之，则犹愈于汉世经师言取青紫如拾芥。较之战国儒家，亦为少愈，以其淡于荣利云尔。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盖孔子当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贤路壅塞，故其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见志。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而世卿既难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权，便其行事。是故终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拟。观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是则大儒之用，无过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讥丈人，谓之不仕无义。孟子荀卿皆讥陈仲。一则以为无亲戚君臣上下，一则以为盗名不如盗货。而荀子复述太公诛华士事，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是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学，约处穷身，心求得雠，而后意歉。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则吾道穷矣。《艺文志》说儒家云：辟者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不知哗众取宠，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