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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言之？今地球万国之大势，在英与俄而已。俄起波罗的海滨，由悉毕尔以至东海滨，常欲得一不冻之海口，以便其商战。英自英伦三岛，西得美洲，而东由非洲、印度以遍及东南洋大小各岛，茫茫巨浸，数千万里，凡其要隘，莫不极意经营，其意盖欲常保其海权。故英之与俄，其国势均自西而东，而一由北方之大陆，一由海道。当其初起，天地尚宽，可以各自经营，而彼此不相见；其后则俄由北而南，英由南而北，中间欧脱之地，日以加少，而彼此交涉，遂日以加繁。各以方张不制之气，两雄相遇，虽未必如无教化之国，必相吞噬而后快，但使各人存一自保之心，即无日不有可战之道。其始一遇于黑海、地中海之峡，而俄不能如愿，英人亦从此背负重轭，至今为梗；其继未尝不可相遇于昆仑西北之高原，而其机太逼，一发时不可复止，故各有所惮，而不敢即发。俄人怀抱雄心，为之踌躇，为之四顾；及得我东海滨五千里之地，然后国势养成。而又无如混同江等口岸，一年十二月中不冻者只数月，而俄人以全国之力，上下一心，经营东南悉毕尔之铁路，其意盖有待也。日本见事急，乃欲与中国迫高丽自主，中国不会其意，遂有中日之战。于是初意欲防俄者，乃适足以启俄。烟台换约之举，俄人拊手，谓天下已定。法素联俄，俄、法既联，德亦不能异，同利相趋，无足怪也。惟英人久占中国商务之利权，故必不利于中国之分，而思有以保全黄海之大局，其意遂不得不与俄人相左。日本既怨俄人，自与英合，而地球万国，乃分为俄、德、法一党，英、日一党。两党之盛衰，注于黄海，黄海之钤键，在于旅大；于是乎天下议院之谋，制厂之器，水陆师学堂之训练，数十年财政之积贮，均跃跃然将尝试于我旅顺一隅之地。斯时也，各国政府之心，与各报馆之论，以为终不战者十之四五，以为终不免于战者十之五六。即中国之人，亦恐英、俄之终不两大也。
如其果战，则必有一胜，既有一胜，则国权将有所偏重，而中华之国势，亦将视之以为吉凶。将俄胜耶，则英人在中国之权力日损，而俄人在中国之权力日加，财政、兵政、矿产、铁路之政，将尽归其囊括，而法人、德人则染指于南方；如是，则中国虽有自立之名，而实则为俄保护之国。将英胜耶，则英人行权于中国之轻重，必视俄国丧败之界之轻重为衡，但英人海军无论若何全胜，其必不能以陆兵将俄人驱出于亚洲北方之陆，使其悉毕尔之铁路，永不再造，此固天下所周知，而亦非英人所希望也。则此一胜后，不过暂得、威、大、烟旅之要隘，以张皇其黄海之舟师；商务之益，未必骤加。印度、突厥、埃及各要口，必日戒严，以防俄法之联兵报复。祸患相寻，方兴未艾。彼之胜败未定，而则支那之安危亦未定。欧人果一旦兵连祸结，不能即已，欧人之祸，即我亚人自立机也。故曰：防其有一日之忧，亦可望其转祸为福者此也。
然而维愈不开化之国，其兴战最易；愈开化之国，其开战愈难。盖战事必有胜败，败则举数十百年所蓄之国威，丧失于数点钟之内；胜者流血縻财，结怨敌人，骄逸士气，计其因战而得之利，未必过其因战而得之害也。所谓兵者凶器，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不用，固无乐夫佳兵也。今俄得旅顺，其古来遗策，欲得一不冻海口之愿偿矣；德得胶州湾，其欲在远东得一水师屯煤船之愿偿矣；法人得滇、粤、海南，则其欲在亚洲开拓殖民地，与夺英人商利之类亦偿矣，固无所用其战。惟英人若有歉然不足之意者。然但以我等旁观公论言之，英人即得意，亦无终古独擅中国商权之理，兹即得威海以对俄，得扬子江利权以殖商，又得永作中国税司以管财政，其所得亦优矣，岂得谓为向隅哉？故各国之厉兵秣马，几不免于战者，其祸自中国开之；其能终不出于战者，亦未始不自中国赐之也。今者欧人所求于中国之利，其策既无不遂，欧人所谋，自相制驭之术，其权亦无不平，则欧人之于亚东，若无意外之变，似不致于黄海成一大战场矣。从此以后，欧人在中国各从其权力所能及之地，握其财权、兵权、矿产之权、铁路之权、邮政之权，积渐扩充，保其利益。在彼则以为业已瓜分，而中国民智未开，自古以来，均以论正朔，易服色，然后为鼎革，从未经此实去名存之事，今见正朔未改，衣冠未易，举人进士之正途，布在朝列，吏、户、刑、工之则例，盈乎簿书、耳目之表，与昔无殊，则以是为依然一统。而且欧人之移殖于中土者，其来也其渐。试观英人布置六十年，而有此一香港，布置五十年，而有此一上海，其他埠市尚远逊此。然则胶州星星之火，待其大燃，为日尚远，况内地战？中国今日，方当汹汹要约之时，故尚觉有其事。再历数年，则见中国旧事依然未改，外洋人物，亦未充斥中原，必以为外人所索者在商利，所驻者在海口，而与国本固无妨也。年复一年，忍与终古，于是为印度、美洲矣。大凡人有因循之性者，每自造一解，以私慰藉。中人之以此自解，盖无疑也。故曰：或侥幸有其数十年之无事，而恐其终不足以自存者此也。
虽然，此犹据其常而论耳。若夫宗西迁，天下震动，节费加捐，内乱将起，则天下之变，不知所终，而以上所云，皆成虚语矣。
○辟韩
往者吾读韩子《原道》之篇，未尝不恨其于道于治浅也。其言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瞻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老之道，其胜于孔子与否，抑无所异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自然，则虽孔子无以易。韩子一概辞而辟之，则不思之过耳。而韩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嗟乎！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知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矣，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
且韩子故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窃尝闻“道之大原出于天”矣。今韩子务尊其尤强梗，最能欺夺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则诛，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于呼！其亦幸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之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欺夺强梗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今使用仁义道德之说，而天下如韩子所谓“以为己，则顺而祥以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则将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矣，尚何有于相为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我以生，出令令我，责所出而诛我，时而抚我为后，时而虐我为仇也哉？故曰：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彼佛之弃君臣是也，其所以弃君臣非也。而韩子将以为，是固与天壤相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