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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地势。唐都长安，自凤翔西，州北，及河西陇右诸地，在在蚕食于吐蕃，故代宗之世，任其蹂躏往来，如入无人之境。然幸而幽蓟以北，尚无强敌生心，使中原诸将，得并力泾原凤翔渭北宁等处，以遏凶锋。自郭子仪建议，有事则凤翔渭濮宁镇西河南淮西诸镇，皆出兵以扼其冲要，遂使吐蕃不能逞志于唐。若宋则陕西路逼近西夏，既愕眙不敢都，而汴京四战之国，又无幽蓟为之屏蔽，故西北藩篱皆撤，备多力分，鞭长莫及，武功泯焉。即真宗承平之世，一闻辽警，犹朝野忧惶，不知所出，矧国家多故，而能力挫金元方锐之锋耶？然则燕云等州之不复，太宗既失策于前，徽宗又张皇于后，无论属辽属金属元，河南北终无安枕之日。视唐之专注力秦陇之交者，利钝悬殊，亦地势然也。
一曰人谋。唐之回纥吐蕃，两不相下。吐蕃延袤万里，大于回纥，而回纥可以议其后。且回纥屡有功唐室，虽仆固怀恩诱之人寇，郭子仪单骑抚之，而即以之抗吐蕃。后李泌亦力劝和回纥以讨吐蕃。此以夷斗夷之良策，而中国坐收其效者也。宋则金兴而辽灭，元兴而金灭，彼自专心以谋中国，而后无反顾之忧，中无可斗之隙。西夏李氏虽崛强善战，又往往称藩于彼，以仇宋室，欲求如唐之构衅于两大，不可得矣。
一曰时会。自古玉门以西，诸部自相雄长，自相吞噬，尚无必得中国之心，故回纥虽轻唐而敢深入，而子女玉帛外，无他愿焉。吐蕃逼处川陕，较回纥为狡黠，然亦非有深谋远虑，经营中国之根基。唯辽自德光入晋，渐萌混一南北之雄心。金元得一地，即经营一地。其立国规模，亦稍异于打牲游牧，非寻常狼奔豕突者已也。意者西北之气，日新月异，时会使然，迄于宋遂不可复抑欤？
一曰人才。吐蕃回纥之寇唐，正安史乱后，其时人才奋兴，郭李为之领袖。故广德元年之役，令公虽闲散日久，仅得二千骑以行，而使王延昌收商州溃卒，长孙全绪以二百骑出蓝田。彼时兵未满万，吐蕃以震慑而退。其后又有马李晟浑马燧百战之将，于泾一带，屡挫狂氛，吐蕃由是不振。唐之人才，盖其盛哉。宋则重文轻武，沉溺科第，澶渊之役，仅一二书生，如毕士安寇准辈，仓皇筹策而已。其能以纳币终，直天幸耳。至金人长驱入汴，州郡之吏，无一折冲御侮之才。虽种师道以夙将勤王，李纲以忠义之气扌耆持危局，竟困于奸庸，不得行其志。及金人再至而京室墟矣。然自南渡后人才渐盛，若岳韩刘吴辈，几几与李郭抗衡，则将帅之才，以屡经败挫而出也。夫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安有科第诗酒而能国于群雄交峙中者哉？蒙古灭金图宋，锐不可当。孟珙以孤军与持荆襄巫夔间，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而又继以贾似道之昏庸骄蹇，丧心病国，至于临安被俘，虽有才百倍李纲赵鼎之士，亦无所施其策矣。哀哉！
一曰藩镇之建不建。藩镇在唐，虽有尾大不掉之势，然以之御夷祸，捍京师，莫此为善。夫吐蕃境地邪络川陕，紧邻川之松茂等州，使两川无一重镇当之，全蜀非唐人有矣。自韦皋镇蜀二十余年，屡破贼垒，禽其大将论莽热，吐蕃自此绝意于蜀。雄镇之足以大有为如此。其由陕至陇，亦节钺星罗，为神京拱卫，论者乌可以河北三镇之叛服不常，尽疵藩镇哉！盖必于强寇邻近之区，建立巨镇，举一切练兵筹饷大事，悉假以便宜，朝廷不遥为牵制，则庙廊不烦宵旰之忧，而疆圉已收指臂之效。宋易藩镇而都邑，任金人驶入，莫敢谁何，乃其亡天下之症结。其后吴氏镇蜀，而金难逾大散关，孟珙镇荆襄，而元不得志江淮，其效犹可立睹，然未能推而广之以复藩镇之旧，则私之为害烈也。文文山有言曰：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日以浸弱。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沉，痛悔何及。嗟乎斯言！诚深得宋之祸原哉！
夫此数者，皆唐宋得失之故，昭然史策。其选将之法，觇敌之谋，宋劣于唐远甚，本无可置喙。而藩镇废兴，尤古今成败之由。是以读史者三致意焉。如因唐季之祸因噎废食，则今日事机之裂，祸变之奇，将有不止于唐而并不止于宋者。间尝取文山四镇之议，为今日通筹全局。一辽东为京师根本，万不可弃与俄人，宜置重军黑龙江珲春等处；而以辽阳为建阃之所。凡一切练兵选将建学制造，悉听其自主。一江南为南七省奥区，宜建为重镇，以藩王处之，如前明陪京之制，以备巡幸而锁钥长江。一陕甘云贵，逼近强邻，宜各建诸侯为专阃。一湘粤宜合为一镇，而修铁路横亘其中，以收南洋大利。要之必使东南之命脉悬于湘粤，而后中原全势，脉动筋摇，西北虽危，六飞犹有驻跸之所，支那犹有复兴之望。然综其指归，则必速将矿务铁路兵械学校用人之大权，尽假之各大镇，使自为变法，自为防守，朝夕孳孳，勉图万一，而后少纡于有宋亡天下之祸，未可知也。不然，则又岂惟亡天下而已，将使黄帝之裔，震旦之族，与夫土番之种，同归澌灭，而其祸更惨于亡天下。则宋祖杯酒释兵权之私心狡计，流毒至今日，益不知所底焉矣！故使我反覆唐宋以来夷祸之大小，而ぉぉ然怀天荒地老之奇忧也。
○史学论略
儒者以五千年前后之史，镜亿兆人操作灵顽之质。三代以始，迄于有明，持论不刊。行于上，下效之，袭于长，稚沿之。方是时也，震旦儒士，锢于见闻，虽汉唐史志颇详葱岭以西地势国名，而风教阙如。元代几囊括全亚，泊入中原，鞭长莫及。其时士大夫未闻究心印度波斯突厥诸事实，以考政俗兴衰之迹者。本朝大启宇，风力所届，陆水栗，而三百年来气运转穷。《易》曰：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之通，斯云剧矣，而不变，而至死不变。即变已，民议官，士弹国，萃什百千万之儒冠缝掖，咨以《三通》《廿四史》之名，能备举其目者，不可多得，何论寰球？夫溺水求援，衣不待解，落井下石，狼已甘心。不先使之洞烛古今中外情形，而望其奋起，是奏韶于聋俗，固亡怪已。苟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谢秋水曰：学明理于经而习事于史。史于学居十之六，而阅历锻炼，又居其四。是故不通中史，不知秦汉以来之政治学术，或为真源，或为孽派，经数千百变而靡所底。而制度典章文物之显易其程者，尚不在此例。不通西史，不知欧洲数百年以前，世家执权，民狃故常，士谭空理，颇于中国永和遗风为近。惟彼愈变愈实，中国愈变愈虚。合中西诸史勘之，窃惑乎日变皇王之精意者，犹然以不变为词。而于俄之大彼得，法之拿破仑，美之华盛顿一切故实，未曾梦见者，辄曰彼旧俗然，乌有所谓百年以来之政。昔耶律德光谓晋臣曰：中国事，吾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夫以辽与今日泰西较，其智愚工拙何如矣？而尚能若此。然则吾中国四万万人，曾无通知泰西泰东各国治乱兴衰之由者，可乎不可？
古者六经皆史也。《尚书》左史掌之，《春秋》右史掌之，尚已。《易》为卜筮之史，《诗》叙列国得失之迹，礼乐史氏之制度，经与史相表里者也。及乎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楚书晋乘，各自名家。于是以马班纂述为正史，荀袁《纪事》，司马《通鉴》为编年之史。至于兵刑谱系之殊科，诏令奏议之合隶，若者为地理遗编，若者为职官故事，若者沿周官六礼之遗，若者仍刘氏《七略》之体。夫判析源流，周知派别，原为史家常例。而有志之士，尤以单心四民教养之原，通考历代礼乐兵刑之制，能见诸施行者为要务。若夫袭宋代诛心之余论，沿明人评尾之陋习，衍为空谈，博取甲第，斯又每下愈况者矣。要之考古以证今，由中以逮西，博观而约采，规时而达用之，四者史学之宗旨也。
是故读历代正史编年纪传之录，通古史也。读《国朝东华录》，《东华续录》，魏默深《圣武记》诸书，通今史也。读黄遵宪《日本国志》，王韬《法国志略》，慕维廉《大英国志》，徐景罗《俄史辑译》，冈千仞《米利坚志》，沈敦和《英法俄德四国志略》，暨日本冈本监辅《万国史记》，艾约瑟《欧洲志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英人博那《四裔编年表》，王韬《普法战纪》，林乐知、瞿昂来《东方交涉记》，林乐知、郑昌炎《列国岁计政要》，马恳西、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通西史也。惟是中西文字，迥然不侔，诸史多经舌人转辗译成，词意繁芜，诚所不免。是以初学多苦其聱牙，通人又鄙其委琐。是在儒者平心静气，以西史之精者，与中史参互研究可耳。尝谓从前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今袭西学之皮毛，华人转欲废史学。无西学，史学亡，有西学，史学亡。欲拯其失，首宜显揭古今各国政术异同，以知强弱存亡之本，次考立国源流，种类迁徙，次立帝王人物，中西比较，次明各教派别善否，知将来环球大地，不能越素王改制精心，次表各国和战机要，有关全局者，次详各国古时土番，与中国犭童黎蛮苗，渐次消灭之理。唐太宗曰：以古为鉴，可知得失。余谓合中西之古以为鉴，其收效更何如矣。
泰西不立史馆，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史载笔，士载言，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视中国之史书为尤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