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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书先后互异者甚多，未可以为证也。
以愚考之，高注十三篇，自汉迄今无异，许注二十一篇，至北宋时存十八篇，今惟存八篇。何以明之？高氏自序云：弁揖借八篇刺之。会揖身丧遂亡不得。是诱在时，已亡八篇矣。隋唐以后，何以反得廿一篇乎？此高注原本有十三篇，无二十一篇之明证也。苏魏公校正《淮南子》序云：是书有后汉太尉祭酒许慎，东郡濮阳令高诱二家之注，隋唐目录本别传行，今校《崇文》旧书，与蜀川印本，暨臣某家书凡七部，并题曰《淮南子》，二注相参，不复可辨。惟集贤本，前贤题云：许标其首，皆是闲诂，《鸿烈》之下，谓之记，上高题卷首，皆谓之《鸿烈解经》。《解经》之下，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训，又多数篇为上下，以此为异。《崇文总目》亦如此云。又谓高注更详于许氏本书，文句亦有小异。臣某据文推次，颇见端绪，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题篇之语，其间奇字并载音读。许于篇下粗论大意。卷内或有假借用字，以周为舟，以为循，以而为如，以恬为忄炎，如此非一。又其详略不同诚如总目之说，互相考证，去其重复，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此北宋时许注存十八篇之明证也。
余初读《淮南子》颇怪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注何以详，且有音读，其余八篇，注何以略，且无音读，截然如出两手。及读苏魏公集，且细绎高氏序，而千载之疑乃释。案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汜论、说山、说林、修务、十三篇，每篇名注皆有，因以题篇四字，注中载音读，如滑读曰骨，哥读曰讴歌之类甚伙，则此十三篇乃高注也。谬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闲、泰族、要略八篇，篇下无因以题篇四字，注皆粗解大意，且无音读，则此八篇乃许注也。想魏晋以后，因高书不全，遂以许书补之，犹范晔书无志，以司马彪补之也。故隋唐志皆云二十一卷。许注略于高注，后人喜详轻略，高书行而许书遂微。宋时尚存十八篇，至明而十八篇亦不可见矣。独怪孙氏星衍、钱氏坫、程氏敦、庄氏逵吉于淮南书用功颇深，但知二注之混，而不知其混而实分，则矜言汉学，读书不多之弊也。后有校正《淮南子》者，于谬称八篇，宜题曰许慎记，上于原道等十三篇，宜题曰高诱注，斯乃高许之功臣矣。
☆姚文楠○六朝经师宗派并所著经注经说考
儒者每谓汉人经学有师承，魏晋以后无之。以今考之，斯言殊误。曷证之？《隋书·经籍志》云：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夫既以无师别之，则其余未亡诸家皆有师承可知矣。难者曰：李延寿南北史《儒林传》，南略而北详。北史传序，述经师宗派，断自徐遵明魏献之，若谓皆有师承，则其前何以不详？曰：此又误也。《北史·儒林传序》，乃袭李百药《北齐书·儒林传》序，非延寿本文。百药但为北齐诸儒，推其渊源，故举魏末大儒为断。读史者不得据延寿探取之文，谓可赅北四朝宗派正当。因百药本文，推以为例，而知其余之亦有宗派也。盖百药能溯源于魏末，而魏收不能溯源于晋初，沈约、萧子显、姚思廉不能溯源于汉末以来，是可憾耳。然散见列传，犹有可考者。如由献之上推，则有程元，由遵明上推，则有张吾贵郦诠牛天祜，又若沈麟士、沈峻、太史叔明、沈文阿、张及、王元规等之授受，贺道力、贺、皇侃、郑灼之、传三礼，张崖、刘文绍、戚衮之、传三礼，周宏正张讥、陆元朗、朱孟博之传授，均散见本传。惟欲上续两汉，则魏晋间相传之绪，阙不可考。
慨自正始以来，士大夫崇尚虚无，究经术者日以寡，朝廷既不厝怀，纪载因之阙略。故儒林虽有宗派，而国史多所不详，固不得专咎陈寿诸人也。李延寿云：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论南北宗派之殊，此其大略。按东晋时荀崧请置郑《易》博士不果，而郑易遂微。然《书》郑注、《春秋》服义，仍与孔杜并行。故宋时裴驷作《史记集解》，征引尚夥。至陆氏释文，始称《尚书》。近惟崇尚古文，马郑王注遂废。释文作于陈末，而曰近，则郑义之废，实在齐梁以后。然《春秋》服义，仍与杜氏并行。陈书王元规传，称自梁以来，为左氏学者，皆以贾服之义，难杜凡一百八十条，此其明证。然则江左服郑之微，亦有先后也。至谓服郑行于河洛，尤有未尽然者。《隋书·儒林传》，于《易》则称河南及青齐间多主王辅嗣所注，于《春秋》则称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然则服郑行于河北，不行于洛中，而洛中之尊尚王、杜，实在江左之先，且较江左为甚，固无可疑者。厥后隋氏自北并南，而北学转微，南学转盛。岂非洛中都会之地，久习王杜故耶？
延寿又云：《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然叶遵于《毛诗》之外，别树一帜，议礼家于王肃之义，参用亦多，则延寿之言，亦第举其概尔。至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汇见于《隋书》及《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杂见于经典释文叙录南北各史，儒林传，隐逸传，散见于各史本传。大抵《隋志》有而《唐志》无者十之五六，《唐志》有而《隋志》无者十之三四，而史传及陆氏叙录所载，足补隋唐志之阙略者，亦复不少。按《隋书》作于贞观中，而《唐志》实据开元四部。贞观开元相去未远，书或先存而后佚，或先隐而后见，参以史传，互相校核，适足以互相补苴，固其宜也。
顾各书同异，歧出颇多，有卷帙相同，而书名各别者，如崔灵恩《传左氏条例》十卷，《唐志》崔灵恩《春秋》《申先儒传例》十卷，凡此之类，疑多同书异名。有书名未改，而卷帙顿殊者，如顾彪《尚书文外义》《隋志》一卷，《旧唐志》三十卷，《新唐志》五卷，凡此之类，疑多分合，增删异之。惟宋明帝《论语补》、卫瑾注《隋志》二卷，《唐志》十卷，证以陆氏作叙录，知《唐志》兼原书数之，而《隋志》专指补注，此则可考其异同之故者矣。
外此差帙差池者尚夥。然钱宫詹《廿二史考异》称：《隋志》《毛诗义疏》二十九卷，沈重撰《周书儒林传》作二十八卷。今按武英殿本，《隋志》实作二十八卷，则知刊本多讹，未必史文之同异，参校转为多事矣。若其所著经注经说之见于宋以后著录者，《关朗易传》一卷，见《宋史·艺文志》，《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马氏文献通考》；任正一《甘棠正义》三十卷，见《宋志》及《崇文总目》，《马氏通考》。刘炫《春秋义囊》二卷，见《宋志》，均史传隋唐志所未见者。关书至今尚存，已灼知其伪。炫有《春秋述义》，攻昧规过，及《杜序集解》各书，《宋志》所录，疑后人拾其遗文，辑为一书者，玩囊字之义，倘或然欤？至任书裒然巨帙，当时何至漏略。
《崇文总目》称：孔氏《正义》，申演其说，不知何据，殊未可臆断矣。至其见十《史传》、《隋唐志》而复见于宋以后著录者，《宋志》最夥，然多不传于今。其传于今者庾蔚之《礼论钞》、崔灵恩《三礼义宗》两书，马作吾辑本各得三卷，又非全帙。其全帙具存者，惟四库著录之《皇侃论语疏》十卷，然亦失而复得之本也。至若庾蔚之丧服要记，杜君卿载入《通典》，太叔《求诗谱注》，本欧阳公得诸绛州，刘《易义》，张皋文揖入别录，刘炫规杜，邵氏瑛为之持平。其余散见李氏《周易集解》，陆氏《经典释文》及孔贾各疏者尚夥，残膏剩馥，亦复沾溉靡穷，在嗜古者搜采而已。此南北朝人所著经注经说之大略也。夫所著各书，即可考见当时宗派之得失。故王光禄《蛾术编》颇有论列。然其书既已不存，惟是搜剔佚文，议论长短，未见其然，兹故略焉。是为考。
○拟汇刊宋人及国朝人补历代史表志序
昔刘知几《史通》述史有六家，而归于二体。然编年一体，匪无作者，而相沿正史，独用马班旧式。窃尝以为疑。反复思之，乃知纪传可以赅编年，而编年不能赅纪传。何言之？《史》《汉》首本纪，本纪即《史》《汉》中之编年也。若其举一朝之将相除拜封爵袭替，而丝联绳贯以为之表，罗一代之典章制度，而使之各具本末，以为之志，则其开帙厘然，有胜于编年家者。是则编年家之所短，而《史》《汉》之所长矣。独怪后之作史者，能取法《史》《汉》，而仍舍《史》《汉》之所长。如陈寿李延寿书，皆无表志，沈约萧子显魏收书、及唐初所修各史，皆有志无表。《旧唐书·五代史》亦如之。其有志有表者，又或详略失宜，读史者病焉。宋时丰城熊氏始有补史之书。爰及我朝，作者尤盛。方今粤东书局又有校补吏志之议，卷轴增益，正未可量，而先出者，转已有散佚之患。兹荟萃各种，都为一编，既以广其流传，亦使究心史籍者，无零星购觅之难也。嗟乎！以当时所阙略，而出于后人之补苴，其为益已也浅，顾开帙厘然，读史者宝之矣。辄用龙门叙传例，列其目如左。
西汉郡国兵制，孟坚附入刑法志，京师卫士，见于百官表，不立兵志，非疏阙也。钱氏搜采本书，使散者毕萃，虽云借抒胸臆，于史学亦有功矣。录钱文季《补汉兵志》一卷。
吏之无表，自后汉始，不知《东观记》，及谢承司马彪诸书，固如是耶？要之，蔚宗有不得辞其咎者。丰城补史之堂所由起也。录熊广居《补后汉书年表》十卷。
自蔚宗作俑，继起者因之。故十七史自史汉外，惟《新唐书》有表，余盖阙如。四明万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