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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年的“叫魂”案是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的专制权力与民间草根势力的一场较量，表面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取得了胜利，但它却向读者揭示了清朝盛世强大的专制权力在草根文化面前有着怎样的麻烦和恐慌。不管专制多么强大，它无时不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制约，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像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的动乱。正如孔飞力所说：“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没有哪个社会愿意长期容忍不受限制的专权。在清代，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官方的滥用权力面前，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护。然而，历史也表明，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限制的。”这是非常正确的观点。相对于上层社会的专制而言，民间的草根文化就要自由得多，“叫魂”一类就是草根势力利用民间信仰制约专制权力的一种力量。历史上尽管专政高压在一段时间可以控制非官方的民间信仰和传播，最终的结果却往往是双方的互相妥协和适应。这里面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稳定社会结构的另一种力量——知识精英最终会出来调和上层和草根的矛盾。周锡瑞曾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乡绅（Local
Elites），或者说是政治精英，并不相信“降神”、“叫魂”这一类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东西，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是草根文化的基础，一旦乡村的政治结构被破坏，专制皇权只靠精英们是没有办法保持地方上的稳定的，因此乡绅也比较宽容民间信仰。如果说孔飞力的这部《叫魂》有什么不足的话，我想就是缺少了乡绅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对于这场“叫魂”案的反应，如果有就会更加精彩，当然这也超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了。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出版，2002年1月第2次印刷，19。8元）
注释：
〔1〕《清实录》卷八百一十二，同书第100～101页所引。
〔2〕《张家山汉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3〕《唐律疏议·贼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5页。
〔4〕《明初以降人口及相关问题》，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0页。
一个不可省略的伦理维度
——序廖小平教授著《伦理的代际之维》
？ 万俊人
受西方道德思维方式的强势影响，现代伦理学越来越关注人类个体的道德问题，比如，人权、自由、自我价值（目的）实现或个体美德问题，等等。而现代伦理学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又多倾向于人类横向的社会关系及其价值意义，比如，自我与他人、私与公或者个体与集体、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乃至区域性的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空前迅疾的全球化趋势似乎使后一种理论倾向益发凸显出来，人们开始调侃式地把我们居住其间的这个星球比喻为“地球村”。当人们对地球和人类世界的感觉不再带有对广袤大地的惊奇时，那份曾经拥有的对天空与大地的景仰和敬畏也就不再存在。这是现代人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伟大胜利所滋生的一种自豪和豪迈！是否这也是人类“现代性”心态和人类社会的“现代性”癖好所导致的重大伦理后果之一种？也许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只可惜，包括伦理学家在内的现代思想家们很少留意（抑或，也确实没有精力和心情去留意）这个原本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
人类生活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促使人类的关系结构不断扩张，其外延早已从自然人伦、人际扩展到群际、族际、国际的范畴，以至于“他乡遇故友”非但不再具有令人惊异的喜悦，反而让人顿生“这世界真是太小太小”的感慨。很难否认，这感慨多少隐含着涌动在现代人心中的那种普世情结和外向型性格的张扬，尽管现代人并没有能够全然消除“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乡愁”，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更多地总是指向同时代的在世者而非逝者或者未来者。更重要的是，人类关系结构的扩张内涵不仅已然显示关系结构的横向扩张、纵向畏缩的单向极端化的趋势，而且也越来越具有社会中介化、实质功利化和人为构成性的特点。人类关系结构的横向扩张，使人类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大大突破了自然人伦和血亲直属的直接纵向关系结构，具有了间接、甚至多重间接的社会中介化特点，而由于现代人类社会关系的实质内容越来越受制于实质性的利益价值交换，因而社会契约或类似的制度化交易方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现代人类关系的基础。在此意义上，人们的文化价值认同便不再依赖于自然宗亲的渊源关系，甚至对文化传统的倚赖也大为减弱。各种形式的现代人类共同体或者群体越来越缺少某种“纵深”的基础，毋宁说，它们大都建立在某种或某些利益的“平面”相互性之基础上。
正是由于上述结构性的变化，关于“代际关系”的研究就成为了现代伦理学的一个理论盲点，至少可以说，现代伦理学对“代际关系”的兴趣已经大大淡化——比如说，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学相比。众所周知，“代际”伦理曾经一直是主导中国传统伦理学思维理路的基本主题之一。从原始儒家所倡导的“慎终追远”，到始终作为儒家伦理之基本德目的“孝”、“敬”、“慈”、“爱”（家庭伦理语境中的“爱”），“代际”伦理从来就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主脉和“基始”。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淡化传统伦理学中的某些元素就一定是值得质疑的，事实上，作为一种“意会性知识”或者“非科学的”人文知识，道德伦理不仅首先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而且永远是具有历史相对性的。一般而言，淡化甚至摈弃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道德或伦理知识，正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和道德改进的体现。然而，现代人类道德及其社会伦理的状况却使我越来越担心，人们会因此而忽略乃至渐渐遗忘一个不应也不能被遗忘的人类伦理维度——即人类伦理的代际维度，或者干脆叫做“代际伦理”。
我在一次有关“克隆人”问题的演讲〔1〕中，曾经忧虑地谈到，深受西方思维影响的现代人往往将自我人格的认同化约为单一的“本质性认同”，即仅仅关注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来确认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人格本质。然而，一种真正健全的人格认同至少还应该包括“根源性认同”，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完整准确地确认自己的独特身份和人格本质，不仅要弄清楚“我是谁？”（Who
I am？）的问题，而且还要弄清楚“我从哪里来？”（where I came
from？）的问题。在许多情形下，比如，在讨论是否应该“克隆”我们自己的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关键和基本。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生命的来源都弄不清楚，谈论其人性或本质就会显得非常滑稽和荒谬。反过来，有了这种根源性的生命认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更方便也更确切地辨认各自不同的出身与特性，人的姓氏之所以重要，意义首在于此。再具体一些说，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相互辨认或确认的基本方式就是直呼对方的姓名，而不是也不必去考证对方的社会关系本质。这当然不是说，确认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并不重要，而只是说，除此之外，人的自然人伦或血缘宗亲之生命根源性认同也同样不可忽略，在一般经验生活层面上，后者甚至显得更为基本。
近十年过去了，我的那篇演讲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伦理学同仁的注意，当然更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压力下，人们已经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顾及自身的生命来源，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自然本色的代际关系了。相比之下，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让现代人足够操心的了。然而，如果作为人类自我行为规范和自我关系调理之“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语）的伦理学都忽略甚至遗忘人类自身的“根源性认同”问题，这一问题岂不是真的要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忘却这一伦理维度？现代伦理学家们能否真的在省略了这一伦理维度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伦理学知识体系？当人们说，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人文学知识时，是否应该牢记，人文学作为人类自我关切最切近的学问，其中必须包含人类对自我生命的根源或来源的认识和了解呢？理性是重要的，人伦人情也不可或缺！漠视甚至遗忘代际伦理的维度，很可能是现代伦理学理论的一种无“情”的忽略！
也许，只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有着太多急迫而又实际的道德伦理问题而使得人们无暇顾及这类问题，抑或，只是由于我们的伦理学家过于疏忽而使得这类问题未能及时提上他们的研究日程。不过，这种状况现在终于可望有所改观了，而且这种理论改观竟然发生在我的家乡。湖南长沙的伦理学中生代新锐廖小平教授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成就了《伦理的代际之维——代际伦理研究》一书，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刊印，这不能不让我感到自豪和荣耀！仅仅就在几个月前，我曾经作为匿名通讯评审专家，有幸读到廖君的同名博士论文（当时并不知是廖君的论文）。坦率地说，在我同时接到的十余篇博士论文中，我一眼便盯住了这篇论文，仿佛突然发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珍品。读过全文，我已经有些激动：作者的学术视野、思想理念和行文表达，都让我感到耳目一新，身心酣畅。我自然是给予高度的评价，甚至建议其所在学校将此论文评选为优秀博士论文。不久传来消息，另外几位匿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