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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象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传统社会是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lviii 所以，我们下面要联系人来观察那时的几种主要文化活动，例如“赋诗”以赵文子，“观乐”以季札，“有辞”以子产，“有言”以几个集体参加的场合，所系的时间主要在赵文子执政的八年（襄公25年—昭公元年）。那几年正是贵族文化奏出自己的华彩乐章的时期，也是世家大族的几位顶尖人物最为活跃，并且相当频繁地互相来往的时期。
1。赋诗
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赋诗现象，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文献，且迄今仍不断有研究这一现象的著作陆续发表。lix 何为“赋诗”？我们观察“赋”字在《左传》中的用法，“赋”字共104见，其中与诗有关的79见。这79次赋诗似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简单说明创作的由来，如隐公3年∶“卫人所为赋《硕人》也”，闵公2年：“郑人为之赋《清人》”，这里的“赋”即“创作”的意思，所赋诗是《诗经》中的诗。
第二类则不仅是简单交代这种自我创作，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或独处、或面对的创作场景，所作诗亦非《诗经》中的诗，如隐公元年郑伯庄公入隧道见母亲，赋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出而赋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这是面对；又如僖公5年，晋士在晋献公、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之间感到无所适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是独自。虽然这种赋诗有时是面对他人，但还是以自我创作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但是，上述两类赋诗仅见5次，且都是出现在春秋初年。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赋诗”主要是指第三类∶即一种引用已有的他人所作的诗篇（一般都见于现存《诗经》），并且在面对他人的场景中抑扬顿挫地将其呤咏出来的活动。
这种赋诗不同于自我创作，自我表达，自我尽兴的赋诗。诗是别人作的，赋诗之意也是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心志和感情，而并非是要自我表现和尽兴，所以，这种赋诗总是要面对同等身份、可以交流的他人，它必须要在一个有他人在的场景中发生。也正是由于上述特点，这种赋诗也有别于表演性质的“歌诗”和言谈评论中的“引诗”。“歌诗”一般是由专门的乐工进行，并常伴以舞乐，应当说在艺术形式上肯定会更精致，更好看，但是，“歌诗”之意并不在使表演者自己与观赏者沟通。观者在这种“歌诗”中所欣赏、或者受感动的，并不是作为表演者的那个人，而是所表演的诗篇及表演本身，或者说，他最多会赞扬表演者的技巧，但并不接触到他更深的人格和价值。因为，作为“歌诗”表演者的乐工，并不具备与观赏者沟通和交流的同等身份，而“赋诗者”与“听赋诗”者则都是同等身份的君侯和卿大夫，他们往往同时既是咏者又是听者，他们此时所渴望的是相互沟通，而不是单纯欣赏。
赋诗也不同于“引诗”。“引诗”可以出现在与他人当时的谈话中，也可以是在事后“君子”的评论中，而即便是在当时的谈话中，“引诗”也主要是引用诗句来说明自己的理由，加强自己的论点，如果说有交流，那也是更偏于理性的说服，而非感情的沟通，且“引诗”不拘场合、形式、礼仪，也不具表演性质，不必抑扬顿挫的呤咏。
因此，赋诗既是一种讲究身份的交往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讲究形式和韵味的艺术活动。作为赋诗者，如何根据场合，根据听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诗篇；如何优雅地将其诵咏出来；作为听者，如何从诗句及其诵咏理解赋诗者的心志和感情并做出得体的反应，如何揖让进退，做出恰当的评价，这些都涉及到一种文化的修养，涉及到一种精微的领悟力和判断力。于是，在这样的场合，最高的权威就常常并不是在场的权位最高者，而是最富文化修养者，此时的臣下，甚至能够根据自己对诗意的理解，而命令自己的君主作出某些反应。例如，前述僖公23年，赵衰听了秦穆公的赋诗之后，立即命自己的主人公子重耳降拜；又如襄公26年，叔向听完齐侯、郑伯二相的赋诗后命晋侯拜二君表示感谢。卿大夫中不懂诗者常常遭到讥刺，例如齐国权臣庆封于襄公27年、28年两次见到鲁国叔孙穆子，第一次他是聘鲁，叔孙穆子亲赋《相鼠》一诗，讥其失礼，他不知道，庆封回国不久即被逐；他第二次奔鲁时，叔孙穆子则仅使乐工为之诵《茅鸱》一诗，刺其不敬，他仍懵然无知，叔孙穆子说他将有“天殃”，将被“聚而歼之”。而能解诗赋诗者则受到称赞，楚国罢参加晋侯的享礼宴饮将要退出时，赋了《既醉》这首诗，叔向赞扬他敏捷而有礼，说“敏以事君，必能养民”，其后人必将在楚国长享禄位。可见，在春秋盛期，人们对赋诗的活动是相当重视的。
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界定，则第三种赋诗见于《左传》所载者一共有32场次，赋诗69首。赋诗的场合一般都是在外交礼会，有“享”、“宴”、“食”、“饯”以及“见”等。赋诗的人物除了君主之外，都是卿大夫，而且，大都是各国主政或者参与执政负责外交之卿，所与者莫不位尊而权重，其中又以晋、鲁、郑卿大夫为最多。
赵文子（赵武）于襄公25年起为晋执政，昭公元年去世。在这八年中，《左传》记载有7场赋诗，参加赋诗的人数先后计有18位（按每场累计），所赋的诗有23首。其中赵文子参与听诗、赋诗的场次最多，共有3场，第一次是襄公27年弭兵大会期间在郑伯的享礼会上听郑国七子赋诗言志；第二次是昭公元年在楚国令尹子围的享礼会上各自赋诗；最后一次则是同年在郑国的享礼会上与鲁国叔孙穆子、郑国子皮一起赋诗。
襄、昭之间这8年的赋诗之盛，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及赵文子任晋国主要执政后的举措大有关系。此前，晋、楚、秦、齐等大国为争霸斫杀了一百多年，弄得民生凋敝，国力疲弱，“夫妇男女，不遑启处”。赵文子于襄公25年任作为当时盟主的晋国的执政后，命令减轻诸侯的贡物而尊崇礼仪，并表示了以弭兵靖诸侯的希望。襄公27年，宋国执政向戍发起了一场弭兵运动，他奔走于晋、楚、齐、秦之间，得到了同意，终于在该年6月在宋国举行了13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由晋、楚两国及其附属国订立了和平盟约。在这一过程中，赵文子及其副手叔向在促使盟约成功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楚国的令尹子木甚为争强，不讲信用，赵文子做了大度的妥协和退让，自此直到定公四年晋为召陵之会侵楚为止，中原地区总算享有了来之不易的四十年的国际和平。
正是在这种崇礼讲信、以玉帛止干戈，以辞令解怨戾，以揖让睦邦交的“会盟政治”的气氛中，文雅的赋诗才有兴盛的可能，而这种文雅的赋诗本身又是一种沟通感情、化解敌意、进行劝戒和巩固盟约的手段。如昭公元年，赵文子与楚令尹公子围会见时，令尹先赋《大明》之首章以自光大，赵文子则赋《小宛》中的两章劝戒令尹“各敬尔仪，天命不又”。赵文子于襄公27年弭兵之约完成后的一场赋诗，则洋溢着一种快乐、轻松、“乐只君子”的气氛。赵文子请郑国七位卿大夫皆赋“以观七子之志”，并于每位大夫赋诗之后都作了简要的评论，这些话有道谢、有自勉、有祝愿、也有批评。赵文子回来又告诉叔向，说除了伯有之外，其余六子都是可以传到后世的大夫。当时贵族对保族宜家延祀都极具关心，于赋诗亦可略见一斑。
昭公元年夏天，赵文子与叔孙豹等去郑国，郑简公设享礼招待他们，郑上卿子皮告请的礼仪结束，赵孟赋《瓠叶》一诗，叔孙豹理解他有想要主人向宾客进酒一次的“一献”之意，就将此意告诉了子皮，于是就用了一献。赵文子是主宾，享礼完毕就饮宴，叔孙豹赋《鹊巢》，赵文子说“武不敢当啊”，叔孙豹与子皮又各赋一诗，最后赵文子赋《常棣》，并说“我们兄弟亲密而安好，可以让狗别叫了。”大家喝酒喝得很高兴，赵文子出来后说∶“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欢乐了。”当年冬天，他就死了。
《左传》记载了赵文子死前一、两年一些人的预言。襄公31年春，鲁国穆叔从澶渊参加盟会回来，对孟孝伯说∶“赵快死了，他的话苟且偷安，年龄没满五十，却絮絮叨叨象八、九十岁的人。”孟孝伯却回答说∶“人生几何？谁能无偷？”于是穆叔出来跟人说，孟孙也快要死了。昭公元年，周天子派刘定公慰劳赵文子，刘定公希望赵文子远继禹的功绩而大庇百姓，赵说∶“老夫惟恐犯下罪过，怎么可能想那么远？”刘定公回去也对周天子说∶“谚语说人老了糊涂也就跟着来了，说的大概就是赵孟吧，赵孟过不了这个年了。”同年秦后子进见赵文子，谈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