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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职，有的被警告。
为了取代克莱尔，韦伯斯特召回了61 岁的理查德·斯托尔兹。他于6 年前退
休，退休前是伦敦分站站长。因为较早离开了是非之地，他没卷入伊朗事件的丑闻。
斯托尔兹长得短小精悍，方面大耳，戴一副眼镜。他是韦伯斯特大学时的校友，比
他低两班。他于1950 年加入中央情报局，曾被派驻土耳其、德国、保加利亚、意
大利，以及南斯拉夫。1964 年，他成为驻莫斯科分站的第二任站长，10 年后他
升为情报局苏联部的负责人。他本来有希望成为行动部的负责人，可是，凯西担任
局长以后，任命了自己的朋友，新罕布什尔的商人马克斯·胡格尔。斯托尔兹愤而
辞职。可是胡格尔也没能待多久。 他上任两个月后，华盛顿邮报揭露他在股票市场进行非法交易，他因而被迫辞
职。
斯托尔兹在退休了6 年之后，又回到中央情报局担任行动部的部长，他不知道
此时行动部的对苏工作已陷入一片混乱。但是他很快就了解了真相。
他回到中央情报局总部1 个月以后，哈沙维和苏联部的负责人戈贝尔向他汇报
了人员损失的情况。当维特佛尔的特别小组向他汇报了详细的情况以后，他马上意
识到情况严重，必须向韦伯斯特汇报。
韦伯斯特后来卧亿说：
“我把狄克（理查德）请回来当行动部部长。当特别小组向他汇报时，事实上
已经把他也包括了进去。情报局里很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这是一个非常精悍
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必须要非常之小才不会引人注目。狄克听完汇报以后，说：
‘我们必须向局长汇报。’于是我们在1988 年年初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研究损失的原因时，行动部首先怀疑是由于哈沃德或者龙特瑞造成的。可是，
后来他们发现有些事情哈沃德和龙特瑞都不可能知道。于是噶斯建立了这样一个小
组，来调查那些不能归咎于哈沃德或龙特瑞的案件。
“除了知道情报局的对苏行动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以外，特别小组手里没有一点
线索，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有奸细渗透了情报局，还是因为通讯
系统遭到破坏；是由于克格勃破译了美方的密码呢还是因为他们严密的监视工作卓
有成效。克格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来监视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每一个人员的一
举一动。特别小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们开始分析下列问题：谁知情？谁可能得
到有关资料？他们甚至不敢肯定问题是否一定出在中央情报局。问题也可能出在别
的机构。他们只知道中央情报局蒙受了无法解释的损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
“就这样，特别小组向我作了汇报。是由简妮做的汇报，斯托尔兹在场，哈沙
维可能也在。我在联邦调查局的时侯就认识噶斯。我们一起在世界各地开过很多秘
密会议。我们也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我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在
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他们说两局之间有密切的配合。”
通过这次汇报，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和他的负责秘密行动的主管人员至少
已经获悉情报局遭受到人员的损失，而一个特别小组正在努力寻找原因。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情报局对这些案件的兴趣似乎变得越来越淡漠了。这些事情毕竟是
发生在3 年以前的1985 年。
在任何一个官僚机构里，不管是海军，是农业部，还是中央情报局，总是存在
一种心态，那就是极力逃避责任。最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可不是在我当班时
发生的。”现在凯西已经死了，情报局及其行动部也都换了新的领导，这种事不关
己的倾向就更为明显。
行动部的新主管理查德·斯托尔兹正忙于当前的，也就是1988 年的事务，他
并不特别喜欢回顾过去。秘密行动部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1988 年我们没有发
生任何事情，我们没有继续损失情报人员。那些问题都是3 年前的问题了。我们甚
至不敢肯定寻找内好的方向是否正确。”
这种说法反映了行动部上层领导的驼鸟心理。事实上，特别小组正在调查的那
些问题并不是老问题。就在几个月之前，1987 年秋天，情报局获悉又有3 个在苏
联的情报来源被捕，其中一个已被处决。这3 个人都是情报局在1985 年以前招募
的。
维特佛尔小组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领导上没有给于足够的支持，一种漠不关
心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的管理阶层。
大量从苏联传回的情报都暗示，苏联对美国的反谍活动突然取得重大进展的原
因是由于爱德华·哈沃德向苏方提供了有关的情报。另外，克格勃的人员也常常吹
嘘他们的监视活动是何等地严密，嘲笑美国的奸细是如何的笨拙。
这样的风吹了好几年。从1986 年起，哈沙维和特别小组就觉察到苏联的情报
机关正在耍什么花招，可是，他们一时也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这是克格
勃在放烟雾，企图迷惑中央情报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克格勃在企图转移
中央情报局反谍机构的视线，将他们的调查工作引入歧途。
中央情报局也曾企图发展新的苏联情报来源，以弄清他们遭受的一系列挫败的
原因。他们花了7 年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多少收获。
1988 年春天，中央情报局得到一个线索：有一个雇员过去在接受测谎器检查
时多次表现不佳，而今却在大把大把地花钱。特别小组派了一个名叫丹·佩因的年
轻雇员去调查这一情况，佩因当时是29 岁，瘦高个，戴一副双光的眼镜。他出生
在印地安那州的东芝加哥地区，1984 年毕业于波尔州立大学，然后加入了中央情
报局。他成为一名侦探，也多多少少算是自学成材。
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调查，最后发现这笔来得正大光明：那人的妻子最
近获得了一大笔遗产。
特别小组还接到另一条线索，说是克格勃可能渗透了中央情报局的某一个办公
室。可是，该办公室并不插手对苏的情报活动，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知道
那些失去的情报来源的身份。但是，特别小组也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即是该办
公室的某一个人后来调到苏联部工作，有机会得到有关的情报，然后又将这些情报
交给克格勃。
这一次，佩因又是唯一的一个被派去协助维特佛尔的工作人员。他对在该办公
室工作过的90 多名职工进了调查，认为其中有将近10 个人值得怀疑。
可是，他却无法再继续深入下去。他在报告中指出：“这些人都有很多问题…
…，无法确定谁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
1988 年4 月，也就是在韦伯斯特听取了特别小组汇报后的两三个月，他对中
央情报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他组建了一个反谍中心，让噶斯·哈沙维担任领导。
维特佛尔的小组成为这个新建的中心的保安部调查处的一部分，而她则被任命为保
安部的副部长兼调查处处长。调查处的任务是负责清查所有可能混入情报局内部的
奸细。这样一来，其职权范围就比原来的特别小组更为广泛。这次机构改组延缓了
特别小组的工作进程。而且小组的工作重点也常常转移到其它被认为是更为现实、
更为紧迫的问题上。
同年6 月，一个克格勃的官员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5 个被破获的行动的情
况，指出这些行动之所以暴露，纯粹是因为为美国工作的苏联情报来源或者是负责
与他们接头的美国情报人员在行动中犯了错误的缘故。
在这一段时内，韦伯斯特也在着手修补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
这一关系因为哈沃德事件而变得十分紧张。韦伯斯特对这一问题尤为敏感，因为他
曾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将近10 年，其中包括发生哈沃德事件的那段时期。他知
道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隐瞒情况长达两年之久。
韦伯斯恃拜访了新任的联邦调局局长威廉·塞辛斯，向他建议两局签定一个协
议，规定在将来，如果中央情报局有理由相信有雇员在从事间谍活动或有泄露机密
的可能，他们有责任照会联邦调查局。
“我一直利用爱德华·哈沃德的例子来说明两局不合作所造成的危害性”，韦
伯斯特说，“我希望中央情报局给予联邦调查局以充分的时间采取行动。”哈沃德
从联邦调查局的鼻子底下逃走，“是联邦调查局的耻辱，中央情报局的耻辱则是明
明知道哈沃德坐在公园里，盘算着如何进入苏联大使馆去出卖情报，却迟迟不告知
联邦调查局。所以，我决定和塞辛斯讨论这个问题，尽一切可能确保双方都理解自
己的义务。”
6 月7 日，韦伯斯特和塞辛斯签署了一个正式的备忘录，阐明了两局达成的协
议。这个秘密协议要求中央情报局在他们“有理由相信”某个情报局的雇员或者是
前雇员“有可能考虑出卖情报、叛逃、泄露机密”或者“与外国情报机关有过未经
授权的接触”时，必须“及时通知联邦调查局”。这个协议并未要求中央情报局提
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雇员的确从事了上述活动。
其目的是“旨在防范此类情况的发生。”因此，根据这项协议，中央情报局甚
至必须报告其雇员的“含糊不清的以及可疑的活动。”这项协议也要求“联邦调查
局在独立发现有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从事危害美国利益的间谍活动时侯，应该通知中
央情报局。”这个秘密协议还规定“当一个反谍案件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之后，中央
情报局应立即退出。但是，他们仍有责任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任何新发现的有关情报。”
同时，这一协议还要求中央情报局在很多其它的情况下通知联邦调查局，比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