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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许多社会矛盾开始尖锐化，白桦派那种脱离社会实际的理想主义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为更广大的社会阶层所接受。这时候，以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为代表的一部分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重新兴办第三次和第四次同人杂志《新思潮》，因此，他们被称为“新思潮派”，亦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他们不主张象白桦派那样用主观的战斗精神去创造人类灵魂的伟大和美，而主张用客观的态度表现现实，并且主张有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生活的反面，即在比较丑的事物中去发现一些正义的和美的东西。在艺术上，他们主张抓住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片断，把它真实地描写出来，重新加以解释。在戏剧创作领域里，菊池宽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
菊池宽（1889——1948）自幼喜爱戏剧，还在京都大学学习期间，就在《新思潮》杂志上发表了《玉村吉弥之死》、《懦弱的丈夫》（1914）等剧本。1916年，又写了《暴徒的儿子》、《屋顶上的狂人》、《海上勇士》等剧本。大学毕业后，菊池宽在东京 《时事新报》任记者。1917年，《帝国文学》杂志发表了他的独幕话剧《父归》，成为轰动一时的剧作家，以后又写了不少戏剧作品，自从1920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珍珠夫人》以后，菊池宽就走上了通俗小说家的道路。
在思想倾向上，菊池竟是当时日本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他生活的早期，他还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不赞成暴力革命的手段。在这一点上，他和武者小路实笃有不少相似之处，他对资产阶级有不满，对劳动人民也有同情，但又不赞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把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的梅悟。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越来越明显地反对革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他既不象武者小路那样去创造一个理想世界，又不象无产阶级作家那样用自己的行动去改造客观现实，对生活中许多矛盾采取了折衷主义的妥协态度。在他许多剧本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反映。
菊池宽的艺术观点也充满着矛盾，理论上比较混乱。他强调艺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主张“生活第一，艺术第二”，但同时他又说“艺术的本体是表现”，这实际上又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变态表现。他表面反对艺术至上，承认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价值，但同时他又说作品的题材、人物、思想等等都不是艺术的本体，形成对作品内容的自我否定。这些艺术理论上的矛盾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戏剧作品之中。
《父归》是菊池宽早期的代表作。剧本主人公是投机商人黑田宗太郎。黑田宗太郎在年轻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去做投机生意，过着极端荒唐的生活。他的妻子珍娘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过活，费尽艰辛，将三个孩子带大成人。宗太郎在外游荡了十年，人已经老了，对于自己放荡的一生似乎有所悔悟，决定回到自己往昔的家庭中来。剧本写的正是宗太郎回家来这样一个生活片断。他在附近的大街上已经转悠了三天，不大好意思进这个家。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回来了，和全家人见了面。母亲、二郎和胤姑（小女儿）对宗太郎的归来还是高兴的，只有大儿子贤一郎开始见到父亲时非常愤怒，他对父亲过去的行为进行激烈的谴责，并拒绝承认他的父亲。贤一郎的指责使父亲没有脸面留在家里，只好再一次走出家门。但是当父亲走出去以后，又是贤一郎第一个要把父亲叫回来。
这个剧本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道德堕落问题的一些正当的看法和应有的批评态度。剧本演出后，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在我国初期的话剧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父归》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动作性较强，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内心动作，具有新观实主义派作品的特点。但在思想上它又具有菊池宽在创作上的共同弱点，即对旧道德的妥协和让步。因而使剧中人物思想的转则缺少依据，带有牵强的痕迹。
菊池宽有很高的写作技巧，剧本的构思有时也很奇特。在他的剧本里，写了不少怪癖的性格，反映了某些病态的现实。如《屋顶上的狂人》、《温泉场小景》、《藤十郎之恋》等剧本都有这种情况。
《屋顶上的狂人》中的胜岛义太郎是一个先天性的神经病患者。他从小就喜欢爬高。现在不管是严寒或烈日，他总要爬到屋顶上才觉得快乐。他的父母和邻人，请了个巫婆来给他治病，巫婆装神弄鬼来折磨义太郎，这时候，义太郎的弟弟未次郎上学归来，赶走了巫婆，把家人批评了一通。但他并未找到医治哥哥的更好的办法，而是依旧让义太郎爬到屋顶，以让他获得最大的快乐。作者在这里是想说明，人生只能屈从于命运。如果命运给你的是痛苦和不幸，那么你就应该在不幸的丑恶的生活中去寻求欢乐和美。这是菊池宽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体现。
《温泉场小景》所表现的是作者的理性主义。男主人公木村健吉过去曾与秋山富枝相爱。由于当时他们态度不明朗，富枝同别人结了婚，健吉也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瑠美子。不久前，妻子去世，他和七岁的女儿过着孤单的生活。秋山富枝婚后不久就离了婚。现在健吉和富枝在温泉场偶然相遇，彼此了解了对方的生活情况以后，富枝很愿意和健吉结婚，瑠美子也要富枝做自己的妈妈，然而健吉知情后却带着女儿走了。他的理论是，结婚也不一定就是幸福，与其如此，还不如把美好的初恋之情各自珍藏在心里。这个小剧本可以说是菊池宽的理智主义的代表作。它实际上同 《屋顶上的狂人》一样，表现了作者安于现状，怯于改造生活的软弱心理。这种心理在 《时间之神》、 《时间与恋爱》等几个剧本之中更有集中的体现。
《时间之神》（1924）写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小片断：家景贫寒的小说家英作和他的妻子缝子发生了口角，闹得不可开交。缝子要和丈夫离婚。可是正当缝子拿起包袱要走时，她的表妹芳子从京郊来了。芳子正好也是和丈夫闹翻了跑出来的，并且准备住在他们这里不走了。英作和缝子劝纺子要与丈夫互相谅解。待芳子走后，他们夫妻的冲突也解决了。英作说这是“时间之神”给他们解决了问题。他还说，人生总是从远方看来可爱，一但置身其中，就觉得污秽不美了，但倘能安心地生活其中，仍能获得心理的满足。从中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冷漠的理性主义，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人生主张。这种思想迎合了社会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但他的剧本在艺术理论的体现和写作技巧的运用上有许多可取之处，在艺术上树立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久米正雄 （1891——1952）是菊池宽在东京大学时期的同学和朋友。也是“新思潮派”作家。1914年，《新思潮》杂志发表了他的三幕剧《牛奶房的兄弟》，颇得好评。不久又发表了《牧场的兄弟》、《三蒲制丝厂厂长》等社会剧。1917年以后，先后创作了《地藏经由来》、《梨花》、《阿武隈情死》、《留下来的同志》、《华族之子与百姓之子》、《情死日后谈》等十几部剧作。久米正雄的剧本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社会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变化，以及由此给生活和思想带来的变化。他的大部分剧本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如《阿武隈情死》就反映了城市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对旧的农村经济体制的破坏性影响。
山本有三（1887——1974）也是大正时期影响比较大的剧作家之一。他原来也是菊池宽的同学，也是新思潮派的作家。不过，他们的创作道路不尽相同。他的第一个剧本《穴》写于1910年，是反映铜矿工人的艰苦生活的。但他主要的剧本创作于大正后期，现在译成中文的有《婴儿杀戮》和《志同道合的人们》。《婴儿的杀戮》（1920）写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苦境。剧本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生活的理想，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志同道合的人们》（1923）以1862年的“寺田屋”事件为背景，描写萨摩藩的武上们，在中山大纳言的家臣田中河内介父子的协助下进行的一次反对幕府的暴动。剧本写了参加暴动而被监禁的义士们甘愿牺牲自己而保合同志们去完成未竟的事业的壮举，表现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同时也表现了这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从山本有三的剧作中，可以看到他敢于面对现实，反映现实生活中那些最尖锐的社会问题，还可以看到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民主的要求。他的剧本结构严谨，动作性强，思想明确，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起了进步的作用。
新剧的成熟
在日本新剧的黎明期，许多人对话剧的创作和演出作了多方面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戏剧大多由新的歌舞伎演员演出，没有能够充分发展戏剧的崭新方向。在这种情况下，直到小山内薰和土方与志组织了筑地小剧场以后，日本的近代剧运动才开始成熟。
新剧的母体——筑地小剧场
1923年9月，正在德国留学的土方与志（1898——1959），得知东京发生地震，二十多所剧场被烧毁的情况，立即离开德国，路经苏联，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后回。回国后，土方立即与他的老师小山内薰商谈建立一座小剧场的计划，得到小山内薰的支持，于是就把他家座落在筑地大街上的私宅改建成了一座剧场，故名筑地小剧场。并由他们二人发起，友田恭助、汐冗洋、和田精、浅利鹤雄为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