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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八十架，火炮七百四十四门，坦克三百三十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二百八十五艘，总吨位一千四百万吨，汽车九千五百辆，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作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他比别人更理应知道的是，在征服中国已成为日本首要国策、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之际，中国虽然有了一个“统一”的南京政府，民族工业处于近代最兴盛时期，然而各地军阀割据依旧，上层社会对底层民众宰制依旧，外国列强掠夺中国依旧，国共两党内战依旧，中国依旧是沙聚之邦，外既不强而中实干。
国民政府外聘的军事专家曾估计，从纯军事角度看，中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中国海军一星期之内就将失去作战能力，中国空军一个多月就难以支撑，中国陆军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裕仁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三月亡华”的狂论，并非完全胡说八道。
事实上，短短数月间，中国七大城市——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已先后被日本军队攻陷，日本军人已在半壁神州赤县用枪刺、刀劈、剖腹、剜心、棒击、火燎、钉挂、沉水、分尸、毒窒、强奸、活埋等方式残害奸淫暴虐屠戮中国男女老幼；礼仪之邦、诗酒之乡、温文尔雅的中国已尸横遍野，流血漂杵！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从未罹此等浩劫大难，从未蒙受这般奇耻大辱，中国已沦落到不只是丧权辱国而是亡族灭种的地步！
自徐福率三千金童玉女东渡扶桑以来，自鉴真和尚海通东瀛以来，自养蚕、缫丝、织绢、医药、茶叶、漆器、陶瓷、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汉字、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珠算、围棋、服饰、建筑、禅宗、道教、儒学、各种文物典章制度以及一切可冠以“文明”二字的中华国粹传入日本以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秋瑾、徐锡麟、李叔同、孙中山、陈天华、章太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等成千上万中国仁人志士避难、求学、问道日本以来，这个以渔猎为生、海盗为业的孤岛倭族，这个先是中国学生后为中国先生的大和民族，这个率先“脱亚入欧”的东洋强国，在1895年全歼中国北洋水师、1919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又在1931年9月18日强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竟然如此丧心病狂地急欲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鳏寡孤独、病弱残痴，统统征服之蹂躏之奴役之宰杀之而后快！
只是在这时，中国人才不分党派、阶级和地域地起而抵抗，只是在这时，蒋介石于“七七”事变之后的7月17日才在庐山号召国人“准备自卫”：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抵抗之责任，皆应抱有牺牲之决心。……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中国诗人才以诗为帜激励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国民政府才在8月14日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书》，申言“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利以应之”。
即使在这时，还有显赫如汪精卫、聪明如周佛海、先进如陈公博、渊博如周作人之流中国人，随时准备与日本携手共建“东亚新秩序”和“大东亚共荣圈”。
尽管如此，惟其如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才彰透出“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壮和勇毅，而以其史所空前的牺牲和奋斗，挽救了民族危亡，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有史以来曾迁都三百余次，中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做过不同朝代的首都。中国历代王朝选都、建都、迁都，其中对政治、经济、哲学、自然、地理乃至风水的运思和利用，都是中国人智慧和力量的凝结，其本身便构成中国历史一大特色，也堪称世界历史意味独具的奇观。
中国历代迁都，无一不是自西徂东，由北向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民族、阶级、集团和地域之间权力嬗变、政权更迭与改朝换代所致。中国自夏商周以降实行的“双京制”、“多京制”，其“行都”、“陪都”的建制，也无一不是专制皇权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意识和权力分配的产物。尽管数千年来中国迁都史令人眼花缭乱，但其中无数次的权力消长和财富聚散，却大都不过是权欲涨滞、国运式微、民族衰败的结果或肇始。此中消息，早有赵孟钍洹澳隙删记嵘琊ⅲ性咐贤浩臁蔽ぁＲ徊壳ǘ际罚匆徊糠隙际罚且徊啃送鍪贰Ｖ钡饺毡咎愣矗亲霸裉煜轮校犹煜轮蟆薄ⅰ霸擞谥醒耄僦扑姆健钡拇笮《汲牵蛳萋洌蛲督担蚱茫还轮洌晌ぁ！ �
抗战迁都与历朝历代迁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国际背景，除了历代迁都的所有要素外，抗战迁都必须具备足以抗衡中华民族共同的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日本帝国——灭亡中国的所有企图和手段的条件，足以坚持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形成，足以坚持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首都必须成为战斗中国的象征，中国危而不亡的堡垒。
重庆西望青藏高原，享天府之国膏腴之利，北屏秦岭、巴山，东据长江三峡天险，南衔云贵高原，可谓控驭南北，气贯东西，为中国北方南方之分水、西部东部之泾渭，位居中国心脏，是日本军队逡巡叩关终无术克服入侵的大中国四塞之地。日本军队曾攻克湖北宜昌，只能怅望长江天堑而却步；又挥师至贵州独山，徒障磅礴乌蒙而偃旗。
重庆与伦敦一样，是世界级雾城。正如1939年9月那场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与英国皇家空军共同阻遏了纳粹德国空军连续六个星期的轰炸一样，重庆特有的弥天大雾也魔术般地缓解了日本军队的毁灭性轰炸，以致陪都文艺界的才子佳人们居然创造了“雾季公演”，话剧、诗歌、电影、美展和群众歌咏好戏连台，蔚成大观。令外地人不适的从深秋到初春的浩茫雾霭，成为日本优势空军难以突破的空中屏障。温斯顿·丘吉尔曾盛赞伦敦大雾，然向来讨厌重庆雾霭的浙江人氏蒋介石也终于感到这片天地造化的奇妙，而由衷感谢上苍的恩赐。
重庆又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山城。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山岩，层峦叠嶂，恰好可供挖建规模庞大的防空洞，筑成难以摧毁的地下城池。可容纳数十万人的防空洞系统，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重庆还是长江、嘉陵江和全川江河汇合之地。取之不竭的水源足以支持所有军需民用和舟楫运输。浩荡川江给予栖息战斗于斯的陪都民众的馈赠和启示，曾在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上海音乐家贺绿汀合作的《嘉陵江上》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忧愤诗和思乡曲。
重庆雄峻攸险，山高水长。沿江建门设渡，城内雄关错落，垣碟起伏，登高环顾，涂山、真武山、狮子峰、缙云山、华莹山、歌乐山、铁山坪、平顶山诸峰，苍黛耸翠，如罗屏障，形胜所至，无处不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天地氤氲之间，云横雾纵之处，别有大气吞吐。
1876年（明治九年）春，日本国驻清朝公使森有礼、书记官竹添进一郎，继十四世纪中叶即1357年日本僧人释雪村入川五百年后，离京入川，由蜀至巴，写成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开山之作《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以高度洗炼、成熟老道的汉文描摹巴蜀大地，加以日本维新政府总理伊藤博文题写书名，清朝钦差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作长篇“叙文”，此书更成为日中两国博学有识之士共同首肯的珍稀之作。竹添终于站到鸟瞰重庆的南山高地时，正值雷鸣电闪，豪雨狂风，他的第一印象是：
重庆……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
离渝之际，他又作诗一首，以作压卷：
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
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
重庆自古世风淳厚，民气刚烈，从无割地求荣的变节耻史，只有巴蔓子将军“头可断，地不可失”的骨血禀赋；从无开关延敌的汉奸国贼，只有蒙古大汗折鞭殒身的“钓鱼城”。1858年，法国传教士凭借《中法天津条约》开始在重庆修建教堂；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1890年、1895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马关条约》签订后，重庆正式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西方列强通向四川乃至西南的“门户”，也成为“灭清、剿洋、兴汉”的义和团中坚和“点燃辛亥革命之火”的四川保路运动的重镇。重庆又是中国内地近代风气早开之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留日、赴法勤工俭学青年，重庆便居全国之冠。1911年11月23日，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撰文盛赞“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惟蜀有材，奇俊瑰落， 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近代重庆、四川孕育了众多爱国志士和革命先驱：杨锐、刘光第（戊戌六君子）、邹容（《革命军》作者，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孙中山追谥为中华民国陆军大将军）、朱之洪、杨沧白、黄复生、熊克武、夏之时（重庆蜀军政府领导人）、吴玉章、朱德、刘伯承、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