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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荒唐地认为，人死而哭，是不通乎命；鼓盆而歌，是通乎命。他把人死比做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然而我们知道，生与死，根本不同于春与秋代序，而是生命的存在与否。当然，就肉体而言，人体作为物质，腐化变质后仍存在，但生命难道仅仅是一块物质——块垒吗？难道生命真的像庄子说的，无非是杂乎芒芴之间的形、气吗？
后人蒋济评论庄子说：“（大）象见死（象）皮，无远近必泣，（庄）周何忍哉？”古代《神灭论》的作者却认为“形谢则神灭”。张萱批评说：“庄周妻亡，鼓盆而歌，世以为达，余谓不然。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耳。情若能忘，又何必歌？”近人认为，庄子鼓盆而歌，乃长歌当哭，我以为比较合理〔6〕。
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对生命的礼赞和对死亡的厌恶，他们歌颂生命、生活和尘世。我们应当为生命而心存感恩的态度，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活出样子。
文艺复兴时期巨匠彼得拉克反对基督教追求死后生命、鄙视今世生活的教义。他说：“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我不想变为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属于人的那点光荣，对我就足够了。”〔7〕
伊拉斯谟谴责基督教“厌生求死”，使狂热之徒弃绝欢乐，饱受饥寒。人文主义者彭波那齐也批评基督教的“人死观”和“灵魂不灭观”。他说：“如果灵魂是不朽的，那么，人就要蔑视世俗的事物，追求永恒的幸福。但是，如果灵魂是有死的，那么，人就要向相反的（世俗）方向追求幸福。”〔8〕人应该趁着大好年华，好好创造与享受，才不枉来世上一遭。
人文主义者瓦拉认为，“所谓真正的善，就是享受今生今世的快乐。所谓好人，就是追求个人快乐的人”，弃绝正当的欢乐乃是罪恶。他发出铿锵之言：“对我来说，我的生命比整个宇宙的生命有更大的幸福。”〔9〕
有些人大谈死亡的“伟大”。然而，“未知生，焉知死？”“未曾生，焉能死？”文艺复兴时期的蒙台涅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了”。这不仅不能表示生命的低微，无足轻重，反倒证明生命的可贵与价值。他对“死后复活”、“来世永生”怀抱鄙夷的态度，认为“人应当像人那样度过其一生”，即抛弃一切空幻之想，立足于大地，享受人生。“知道如何忠实地享受自己的生命，就是绝对的完满，简直和神一样。”〔10〕“忠实地享受自己的生命”，就是顺其自然地生活，即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而不是违逆人的自然本性。享乐因而就不是万恶的了，在地上成为神，过神仙的日子，这就是人生的幸福。
“我们要努力，好好度过一生，等到死的时候，就连殡仪馆的老板也会为我感到惋惜。”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文学家这样说。殡仪馆的老板当然希望死人多多益善，但如果连他也为我的死感到遗憾，那说明我死而无憾。总之，好好活。
“我渴望永生。”真正的哲学家都是珍爱生命的，他们决不视生命为草芥、为敝屣。鼓吹“速死”的哲学家乃是蠹虫。联想到人类对永生、长寿、延年、祛病的渴求，我们会觉得生命是多么可爱。不过，有那么一种人，单单希望自己长寿，而实现自己长寿的手段，竟然是发动战争，毁灭生灵，这些人的脑子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诗作充满着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生存的渴望。死神——那制造战争、劫难、屠杀与恐怖的人，只该受诅咒。让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毁于一旦，还美其名曰“英雄壮举”，这实在太不应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以骇人的手段毁灭生命——他们自己毁灭了，虽说被目为“好汉”，但也怪可惜的。因为一个不畏死的亡命徒，谈不到对他人生命的珍爱与惜护。
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存在乃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即“向死而在”。死亡就是此在——即人的现存在——达到终点。然而，作为存在的极限与边界的死亡，不间断地贯穿于人的此在中。因为作为此在的人知道自己必有一死，故而人的存在是“向死而在”，即“走向死亡的存在”（Das Sein zum Tode）。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最固有、最根本、最亲自、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死。死亡是非关涉性的，因为它同别人无关——尽管你死后别人也唏嘘哀叹悲悼痛哭送花圈写挽联奏哀乐。
此在（人）实质上是“能在”，即有所作为的“在”。此在有时甘愿沉沦，混迹于芸芸大众之中，把自己的存在的可能性交由“常人”办理，免得麻烦操心。然而，此在（即人）在面对自己的死亡这一最终可能性时，发现自己无可逃遁了，因为谁也不能代替他去死（好像代表他投票和参政）。每一个此在（人）都必须承受自己的死。死亡向来是自己亲自去死。借由死亡，海氏指出，人应当正视其本真的存在。死亡就成了此在（人）从日常非本真状态，即浮名浮利的虚假状态，走向本真状态的桥梁（“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它使此在从混迹于常人大众中的酣梦中惊醒。在死亡面前，步履一致、行动划一的“常人”烟消云散。此在惟有“向死而生”，“先行到死中去”（Vorlanfen in den Tode），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与自由，立足于自身而在世，才能过本真的真实生活。
死亡把此在（人）抛到孤立无援之中，任何死亡，都是孤立的个人的死亡。死亡是不可超越的，因为这是人生最后一次可能性。死亡是确定无疑、势所必至的，但又是不可逆料的。人对死亡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忌讳说“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敢说“死”，而用委婉语取代之。此乃非本真的态度。事实上，死亡是每个瞬间都可能发生的，而且，每时每刻，人都可以说正在走向死亡。
本真的存在应当不回避死亡，不逃避死亡，而是忍受死亡，此乃“先行到死中去”。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本真性。
这不是对死亡的乐观主义颂扬，却包含着悲剧性态度。人固有一死，因而必须好好活，抓紧时机，有所作为。这样，死亡就是一种创造性力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把人从他的日常性（平庸）中抛出来，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迫使人意识到他的有限性，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死亡那样提高人对实存的投入（即昂扬地进入生活）的必要性的认识。”〔11〕
海德格尔说：“先行到死中去，看穿丧失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不再沉沦于操劳和操持之中，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存，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面对由畏所敞开的威胁，而确知它自己；因负重而激起热情，解脱常人的幻想而更加实际，在‘向死而在’中获得自由。”〔12〕
看来，海氏的哲学不是“死亡哲学”，而乃“自由哲学”、“生存哲学”、“实际哲学”、“性命哲学”，用畏死来激发人对生命的热情与执著。有人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是“死亡哲学”。其实，海氏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哲学与人生观。它号召人们“向死而生”，有所作为。“向死而生”的含义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明知有死，仍要顽强地生。
地球上的生命是物质长期演化的产物，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外星生命的报道。尽管人类已经向茫无涯縵的外层空间发出“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信号，但尚未收到太空生命的回信。我们是宇宙的“独子”。我们作为生命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比起我们的出生来，我们不被生出的概率更大。我们幸而有了生命，就要善待生命；善待自我，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礼物”。
说到“哲学”，我想给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定义：哲学是关于爱护及延续生命的智慧；哲学是欣赏生命意义的智慧，哲学是性命之学。“明哲保身”，指的就是：善于“保存自身”，才是明乎“哲理”。
悲观主义者叔本华认为，生命的可爱是骗局，最大的恩典是死亡。他要求我们追求死亡。然而，人生有死，原本不是要我们追逐死亡，蔑视生命，反倒要我们无比珍爱生命，推迟、延缓和逃避死亡。延长寿命、逃避死亡的种种努力，使人类的智慧日进，因而就有了发达的体育、医学和科学，也使人类为芳名不朽而有了精湛的艺术与哲学。
《圣经》记载亚哈随鲁被耶稣惩罚永世在阳间漂泊（游魂野鬼）；这似乎是说，永生不死的人反倒受罪无穷。看来，不死并不能使我们快乐（老而不死是为贼），纯粹的不死并不能使我们快乐，生而不死有时反倒成了一桩沉重的惩罚。人必须以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借助神力来推迟死亡。人要靠自己延年益（增益）寿，这才使生命的蕴含丰富，使人的智力猛进，使科学、医学与创造得到昌明。亚哈随鲁无所事事地活着，反倒没有情趣，真是“生不如死”！死亡之所以被视为可怖，乃因为人生与尘世的奋斗是甘美的醇酪。当以艰辛来酿造人生的美酒，是以便在我们与世长辞时，可以无限深情地回眸人间。
人类延续生命的种种努力，便结晶为哲学。
注释：
〔1〕〔2〕转引自〔德〕弗兰茨·贝克勒等：《向死而生》，三联店1993年版，第32、35页。
〔3〕〔4〕转引自林太著：《印度的智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4～135页。
〔5〕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6〕庄子妻死而歌，事见《庄子·至乐》；蒋济的评论，见其《万机论》；张萱的评论，见其《疑耀》。
〔7〕《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版，第11页。
〔8〕《文艺复兴时�